國家獨立50年

今年是國家獨立50年，8月勢必有一番翻騰及熱鬧的景象，而且配合旅遊年、大馬太空人升空以及大選即將到來，政府將舉辦一連串慶祝節目，呈現一片歌舞昇平。

但是在慶祝之餘，也要有省思和檢討，這樣才能確保國家的長治久安。只是一昧熱鬧，沒有思考國家未來之路，熱鬧過後將留下空白。

沒有文化，熱鬧不能帶來快樂


在國家即將慶祝獨立半世紀之際，大家應捫心自問：我們快樂嗎？大馬人的快樂指數是多少？是不是滿足於現有的生活？假如多數人不快樂，就應該改善環境，讓更多人快樂起來，而不是靠熱鬧的場面，來掩飾蒼白的心靈。

首先要檢討的是大馬人的文化和思想水平。不可否認的是，多數大馬人是善良和單純的，因為善良，所以善忘及非常容忍，即使是周圍出現很多問題，他們都不會抗議。

大馬人的弱點是對民主、個人權利及普世觀念認知不深，更多人關注的是個人的利益。當發生侵犯人權的事件時，很少人抗議；但當侵害個人利益時，比如油價和路過費上漲，就比較多人表達不滿。所以民生問題永遠比國家大事更重要、得到更多人注意，人民代議士也因此更重服務。

大馬人的文化素養不足，可以從周遭環境得到證明，最好的例子是住宅區隨處可見的垃圾。在山丘邊、小販中心路邊或禁止丟垃圾的告示牌下，可以看到如山的垃圾，不是周圍沒有垃圾桶，而是衛生意識太低。

民眾的守法意識低，帶來許多社會問題，比如魯莽駕駛導致高車禍率；個人素質低也造成許多人缺乏自制和自律能力，所以吸毒、賭博、罪案和借大耳窿等問題日益嚴重。

一個缺乏文化水平的社會，如何讓人快樂？缺乏思考能力，又如何能夠知足常樂、透徹人生？千千萬萬人的素質低落，國家又如何進步？所以提昇國民文化水平，絕對是勢在必行的。

由於學校教育偏重於考試，所以栽培不出具先進國條件的國民，要改變這個局面，就必須改革教育，用至少一代人來提昇國民氣質。此外，政府也必須在城市興建更多藝術和文化中心；讓民眾花更多時間去欣賞文藝，總好過讓市民花費寶貴時間去購物商場閒逛。

政府不能一直強調經濟建設、硬體發展，如要成為先進國，不能忽略國家文化的建設。在全球化時代，文化是決定勝負的關鍵，很多國家已經證明，文化影響力可以為國家帶來許多實際的好處。

其次，必須檢討種族關係。種族關係穩固也是國家穩定和繁榮的基石，所以首相和一些部長都對目前脆弱的種族關係感到擔憂。為甚麼各族間的關係會如此脆弱？為甚麼它會從國家獨立初期的融洽，變為缺乏交流？我想其中一個原因是政治因素。在國家獨立時，種族政治主義和氣焰還沒有目前這樣強烈；現在政治人物動不動就高喊要為民族鬥爭、民族議程，忘記了國家利益和人民團結。

拆除種族藩籬，檢討政治體制


過於強調各族的利益，久而久之，就把種族區分、在種族之間塑造無形的隔膜。所以，要解決種族問題，最重要的還是從政治手，而不只是把希望寄託在學生交融計劃、推出革新版的《種族關係》課本。目前，各族的陌生和疏離感情況嚴重；馬來人因為宗教關係，很少和其他種族來往，而非馬來人則因為特權和保護主義，對土著也存有心理障礙。

要確保種族關係的融洽，長期目標是立法禁止種族政治，而短期策略則是檢討所有影響種族關係的政策和法律。因此，國陣領袖應該認真考慮未來的政治路向，包括研究如何把國陣各成員黨解散、合併為單一執政黨，奉行超越種族的政治原則。

假如政黨繼續奉行種族政治，就不用奢望能夠恢復正常的種族關係，因為種族政治帶來猜疑和不信任。

另一個須檢討的是政治體制。目前的政治制度是英國殖民地時代留下的，即君主立憲或國會民主制，但在聯邦憲法多次修改後，大馬的民主制已乖離英國的民主精神，特別是執政黨長時間控制絕大多數的國會議席。

原本民主體制的基石是三權分立，但行政權的持續膨漲，壓制了立法和司法權。現在國會立法完全是根據行政機關的意願，即行政人員要怎樣立法，國會就會跟隨，絕不敢說不。國會議員失去了論政和議政的權利。

而司法人員也逐漸淪為公務員，除了必須遵守行為守則，宣判的權力也慢慢被接管。這樣的體制會使國家面對一定的風險，特別是當政治領袖判斷錯誤時，就很容易犯錯、做出錯誤的決策，國家和人民被迫付出代價。

我們有很多決策缺乏理性的例子，比如英文教數理政策及其他教育政策；教育政策的反覆，導致政府今天還在高喊要加強培訓人力資本。此外，政治的不夠開放，造成經濟決策的謬誤，例如1998年忽然實施的資金管制，損害了國家聲譽，到今天還沒有恢復。

政治制度的僵化也導致國家政治無法走向開放和民主化，以致國家無法應對全球化的挑戰。假如政治開放，就可以結束管制手段，容許更多的批評和建言，留住人才和吸引人才，讓國家可以走在正確的路向。

政治的開放也將直接帶來經濟上的開放和自由。經濟政策的保護造成外資減少、競爭力下滑，只有經濟開放，才能應對全球化的挑戰。

我們希望全體人民可以熱烈慶祝國家獨立50周年，但是如果國家問題減少了、大馬人更有文化水平、各族關係更加融洽、罪案降低、快樂指數提昇，那麼慶祝起來就會更加高興、投入，更有意義了！

中國崛起，海外華人舉足輕重

後冷戰時代衝突不斷，中國崛起後，將面對哪些挑戰？海外華人在當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星洲媒體集團總編輯蕭依釗（以下簡稱“蕭”）與台灣著名時事評論家南方朔（以下簡稱“南”）對話，探討中華民族未來的命運以及文明衝突的形成原因。

蕭：馬來西亞華人關心中華民族的未來，在中國崛起時，有一種說法指21世紀是中國人的天下，但這說法在新的國際局勢演變下，包括其他經濟體如歐盟迅速擴張下，變得不那麼行。您對此趨勢有何看法？撇開政客，台灣的老百姓是否把自己當作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南：隨著90年代經濟的開放與起飛，中國便成為國際社會中一個重要的課題。世上任何一個地方在談問題時，都一定會談到中國。台灣在過去那麼多年來，其實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是不理會中國大陸的。不過，隨中國的成長，台灣也不得不開始面對中國的問題，這是一個好的趨勢。但重要的是，中國這個因素是大家都共同注意及關心的題目，而不是附會成中國崛起對台灣、對華人的影響，因為這只是一些細節上的問題。

蕭：世界古文明目前只剩下中國、印度及信奉伊斯蘭的國家如波斯、伊拉克（前稱為巴比倫），那您認為中華文明能否避免其他古文明經歷的衰敗命運？中華民族未來的命運將會是如何？

南：中國未來的發展將會面臨到全世界所有古代國家都不曾面對的問題。中國的崛起，大家都要關心，中國人尤其要關心。可是中國所面對的問題是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的，即中國崛起後，她與鄰居們怎麼相處？然後，中國崛起後，她怎麼面對整個華人社會在這50年來所出現的差異，並如何把這差異統一起來，以造成一個 “新的中國人”的觀念。這個問題將延伸出很多問題，而這些問題不管是台灣或馬來西亞的華人，甚至中國人本身，尤其要關心的。

華人命運，懸於中外互動模式


蕭：不管海外華人的意識型態是左傾、右傾或是逍遙派，政治現實就是：我們根本不可能把自己和中國完全切割開來。不管是中國興盛或衰弱，或是兩岸開戰，都將和我們息息相關。那麼，海外華人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南：中國大陸有幾個重要的問題需要受到關注。第一是中國怎麼啟動自己的內部（多元民族及多元文化）去創造一個新的內部的中國，那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你要內部的人像歐洲人那般擁有“共同的精神”，那麼，強勢的人就要包容弱勢的人，內部的經濟要平等一點，千萬別再有窮人讀不起學校、窮人看不起病的情況。因此，內部的改革還有很遠的路要走。

第二個是香港、台灣和澳門的政權問題。這些政權回歸中國人手上，但她們又和你不一樣。因此，你能否發明一個新的政府制度，例如大家同在一個屋簷下，但每個地方有她的自主性，甚至於看她要多大的空間等，即是一個新的“共同中國”的概念。這裡涉及一些外部的問題，不是大陸本身政權都能管的。

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全世界有3千萬海外華人，中國應如何和海外華人發展關係。海外華人有很多不同的種類，有很多華人是生活在比你還落後的地方，例如越南、柬埔寨，或簡單地說：東南亞國家，他們沒有很強的文化。

現有兩種模式的海外華人：第一種是到東南亞的海外華人，這種模式基本上是一個強勢文化地區的人到弱勢文化地區，因為東南亞的發展比較後期。因此，這種海外華人多，導致當地政府害怕，因為這些海外華人的經濟勢力比較大、文化也比較強。另外一種模式的海外華人，便是那些到了歐美國家的人，在那個時候去歐美國家的中國人，若與當地社會相較下，是比較落後的，因為西方文化比較強。但當中國崛起後，西方人害怕這些海外華人，搞不好還懷疑他們是特務或間諜。

因此，中國崛起後，如何與這幾個不同類型的社會及當地國家相處，是個大學問。假設中國與這些國家相處或互動得不對，那麼海外華人就會倒霉了，無論那是在東南亞的海外華人或歐美國家的海外華人。所以，中國除了內部的問題、幾個週邊的海外華人政權（港、澳、台）問題外，另外的問題就是歐美、東南亞的當地政府以及當地華人的問題。因此，中國必須找到、執行一個很好的互動模式。

蕭﹕國民黨執政時，一直都積極地與海外華人聯繫。民進黨上台後自動放棄了海外華人這個領域，是否可請您進一步探討此課題？

南：台灣民進黨這樣惡搞，造成他們要正當鼓吹台獨會越來越沒有票房。過去儘管台灣那麼小，但海外華人3千萬中，大概也有2千800萬都是支持國民黨、支持台灣。民進黨現在的“去中國化”政策，把所有的老僑、新僑全部去光光（因為他們都自覺是中國人），就只剩下極少極少數的所謂“台僑”。民進黨“去中國化” 的結果，造成自己在海外華人社會上越來越孤立。事實上，我們看民進黨的海外政策，他們目前所面臨的，是一個“越來越沒有希望”前的一種“前瘋狂狀態”。

美日圍堵中國，東南亞不買帳


蕭﹕根據一個熟悉日本政情的評論家朋友透露，當年中國人開始提出大中華圈之際，日本人即在東南亞各國秘密活動並推銷中國威脅論，建議東南亞的非華人政權必須和日本人聯合起來，才能對抗中國的威脅。西方世界的政權也擁有這樣的思想，他們一直都沒有放棄圍堵中國的念頭，不但想利用日本來鉗制中國，目前也想扶持越南以抑制中國南下。

南：這個可能性不大，關鍵在於日本在亞洲的“劣跡”比中國還大。中國再怎麼落後，都沒有用武力欺負或入侵東南亞，但日本有。因此，由日本來扮演這個角色就註定失敗。東南亞國家絕大多數只喜歡日本的金錢，不喜歡日本的政治。另外，美國長期以來一直要在東南亞見縫插針。美國想要重新租借菲律賓的蘇比克灣，但菲律賓不願意。美國一直很想重新租借金南灣海軍基地，越南也不願意。因此，若美國要在這裡“挑、挑、挑”，可能性也不太大。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東盟+1的可能性大於東盟+3的可能性。現在由於東盟+1的發展速度越來越快，日本就更害怕了。

我認為，中國經濟的成長模式和日本不一樣，中國需要很多來自東南亞的資源及市場。日本市場本身很小，所以日本跟東南亞的經濟關係，最後將會是日本要東南亞的市場，可是日本回饋給東南亞的卻不多。因此，東南亞對中國的興趣會比較大，而對日本興趣較小。

總而言之，要用東南亞來圍堵中國的可能性不大，中國也知道此情況。所以中國才會和東盟國家對話，2006年更在南寧召開了一項東盟高峰會議。這就看得出來，其實中國也在進行她的“準備工作”。

衝突不能避免，民主一直倒退


蕭：你認為未來的衝突是否將會是宗教文明的衝突，即伊斯蘭與基督教文明的衝突？

南：有兩派說法，美國及歐洲的右派是講文明衝突論的。但這些歐美國家也有他們本身很“liberal”（自由派）的傳統，而堅持這傳統的派系則很反對這種說法。我認為，文明衝突論經過伊拉克的問題後大概搞不下去了。你必須要創造一種理論，然後根據這種理論去征服另外一個世界。“她”一直很順利，一直攻打這個國家或那個國家，都沒有問題，但當她碰到伊拉克這個國家後，大概就不行了。

所以，我認為在現階段，是美國、西方世界反省的時候。因此文明衝突論的高峰期已過去了。

蕭﹕但我們看到冷戰後，族群、民族、宗教、國家的仇恨是一直在被挑起及滋長，那您怎麼看這後冷戰時代？

南：冷戰時有美蘇相互抗衡，所以誰也不會全贏或全輸，即是一種“相互保證毀滅”的均衡。後冷戰時代，是整個民主政治大幅度倒退的時代。後冷戰時代是美國獨大，所以美國要把她的意識型態、制度及方法推到整個世界去，因此美國在後冷戰時代快速擴張。為了達到她的擴張，美國內部在變、在國際社會上也在變。經過最近這幾年的發展，她內部開始反彈，所以共和黨輸掉了最近的選舉。同時，當美國要在全世界貫徹美國一致性的政策，就碰到很大的麻煩，歐洲不跟她玩，而美國在中東又越來越危險，全世界的人越來越不支持美國政策。因此我會說，在後冷戰時代，全世界的民主在後退，造成族群關係緊張、東西方對立、基督教和伊斯蘭的對立等。

蕭：那些同是信奉伊斯蘭的國家，他們內部不同教派的鬥爭和衝突來得更劇烈。而在那些擁有不同種族的國家，甚至那些擁有同樣種族的地區如台灣，他們也還是會分本土和外省。分化是否成了一項無可避免的情況？

南：我覺得很多衝突是有內部原因，也有外來的原因。大的衝突基本上都有國際背景的；而小衝突則有他本地的背景。總是會有衝突的。比方說，有很多國家會和美國接近，但當你跟美國接近後，跟美國為敵的同屬伊斯蘭世界的國家，你就不能支持他們。伊斯蘭世界本身也有分化的，當中有些國家是親美的、也有些國家是反美的。

不走美國路線，尋找自己的路


蕭：但是有些時候，他們之間的衝突是因為本身教派的不同，如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的衝突，那就和美國無關了。

南：對。你說的那種衝突情況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美國也有基督教、天主教、興都教等。任何一個社會發展，他本身都有很多分裂的因素。

伊斯蘭世界本身有他自己宗教內部的問題，而這種宗教的問題，在跟大國互動後發生更嚴重的仇恨。例如，以前的伊朗和伊拉克不就是美國在後面搞事，導致兩國打在一起。

另外，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向來有其優越感。新教從宗教改革開始，再加上英國和美國強大後，新教的人很多變得很傲慢，因為英美兩國都是信奉新教的國家。在冷戰結束後，美國就指自己是“老大”，美國的基本教義派便因為最大，所以要把美國的價值推廣到全世界；而美國內的另一教派（溫和派）則說，美國是否應和歐洲對話，因為歐洲若不支持美國，美國就不行了。這一派認為，就算美國是老大，也應重視“次級的大哥”。但由於這派太溫和，因此基本教義開始崛起，美國遂開始強調基督教的甦醒（awakening）。就連布什自己也曾這麼說：“我們美國現在是基督教第四次的甦醒。”然後他擴張軍隊、入侵他國，就是為了基督教的復甦。但這一派系經過伊拉克戰爭後，也就搞不下去了。

最後，我認為，全世界的國家一定要學習拉丁美洲。拉丁美洲過去也有親美和反美的，基本上亂成一團。但近年來拉丁美洲國家在反省了，並開始保持越來越中立的立場，努力於拉丁美洲的內部整合。因此，拉丁美洲開始出現了激烈的左派、溫和的左派。基本上，不管激烈與否，總之就是不走美國路線，而是走自己找出來的路線。因此，拉丁美洲的模式是值得大家學習的。

台灣的問題也一樣，我們有我們自己內部的因素，內部的因素也因美國而變得更嚴重。美國在某種程度上支持台獨，所以台獨派就一直支持美國，而一些台灣老百姓就盲從。可是隨中國崛起，台灣若和美國繼續搞在一起，經濟就不會得到利益。所以，為了經濟，台灣還是必須和中國大陸來往。藉此，當政治和經濟的摩擦開始出現而經濟受到傷害後，大概就會放棄政治。因此，我認為，台灣的台獨也在退潮之中，而且是一直在下降。

重視經濟整合，改善文化內涵


蕭：話說回頭，華人身為一個世界公民，在促進世界和平方面應扮演什麼角色？

南：將來不管怎麼，亞洲的整個文化，除了如馬來西亞、印尼等極少幾個地區，大概都是以中國的儒家文化為中心思想的，如日本、韓國、台灣，包括新加坡、越南、柬埔寨等。因此，整個大儒家文化，跟她的文化圈和經濟圈有密切的關係。每個地方的人若要讓這個文化圈和經濟圈脫胎換骨，文化的素質便要改造。中國文化並不是沒有壞的內涵，我們要改善文化的內涵、加入好的文化內涵，同時重視經濟整合的力量。

我認為，馬來西亞的華人是有能力進行上述重要使命的，因為馬來西亞華人基本上都能掌握多種語言，擁有很強的表達能力。因此，馬來西亞華人應多追求知識及爭取知識發言權，以在整個大儒家文化及經濟圈內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

反對連戰立即“回鍋”

據報導，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因台北市長任內特別費問題，可能在春節前後遭到起訴。依國民黨規，起訴即須停權，停權3月即改選；換言之，只消侯寬仁檢察官起訴，法院在3個月內未審結宣判，馬英九的黨主席就做不下去了。猶不止此，馬英九表示，不會以被告身分參加總統大選；斯時國民黨甚至可能不會由“最佳王牌” 領軍奪回政權。

此時此刻，忽然在黨內傳出由榮譽主席連戰直接回任黨主席，以穩定大局的主張。此一暗潮，在政治、黨規上都不是正理。

依黨規，黨主席因故不能執行職務，由第一副主席代理，則理應由吳伯雄看守，率同秘書長吳敦義來穩住國民黨陣腳。3個月後，若法院未審結，則依黨章改選，也應依規辦理登記參選，經由黨員投票產生新主席，殊無由榮譽主席直接回任的道理。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國民黨不按規依法推出新主席，會惹社會譏評。“榮譽主席”職權為何、可否代理主席，既無前例也無明文規定；何況，榮譽也者，常識判斷並無實責實權。連戰即使願回任，其正當性必成問題，名不正、言不順，恐怕他也不願任“黑市主席”。連戰若有興趣重任主席，則不妨登記參選，得到黨員支持重新領軍，切忌走旁門左道，既毀了政治聲譽，也造成黨內分裂，殊為不值。

奇怪的是，對此說法，連戰並無義正詞嚴的公開明確反對，而留下想像空間，徒惹是非。如果這是連戰“不語”的政治風格，無端沾塵埃，卻不能立即澄清，並非智舉；正牌主席命運尚未分曉，若榮譽主席就盛傳有意出山，未免操之過急。

若從政治上分析，連戰宜否經由參選重任主席，也值得商榷。對國民黨而言，他屬於保守穩健型，恐怕難應革新矚望；他在任內推動黨改造無果，即可印證。黨產問題成為馬英九的負擔，不正是概括承受前任連主席的攤子？馬英九所帶給國民黨的新形象、所吸引的校園青年回籠，都可能因連“回鍋”而阻斷。從世代交替而言，連戰實在不該重任，必須交棒給新人，即使不是馬英九，任何其他人，包括王金平，都猶勝連戰。

對社會觀感而言，如果法院未審結，而馬英九又堅持不願以被告身分參加大選，則無論如何，連戰也絕無再出馬參選的理由，任何“連Ｘ配”都是敗象。兩次敗選的老將，已再難符合台灣求新求變的期待。

連戰擔任過渡的角色都應斟酌。代理主席有法定職權，連戰頂多應其諮商提出意見，絕不宜跳進去斡旋，又形成山頭。已享崇隆的榮譽主席沒有必要沾權鬥、混水惹一身腥。何況，連戰與黨機器舊屬的關聯，既與現在黨工有杆格易起內爭，也與民間期望有落差；其本人既乏經世之才，自無須以天下為己任，如宋楚瑜般必待戰至最後一役才封刀。

連戰是知進退的人，應有智慧不惹塵埃。如果硬要下水，應知在藍綠相爭時挺馬的勝算高於挺王，迎向未來式總優於留戀過去式。

馬來西亞的秘密空間

過去幾個月，大馬發生了多起抗議大道過路費漲價的示威。然而，惹怒了許多大馬人民的是，最近大馬政府和環城大道公司被揭露簽署了另一份合約，標示政府與私人公司再締結了收費大道特許經營合約。國內大道收費率直線上升，一般消費者愈發感受到被不斷加重的日常開支所困阨。而且，數千大馬人今天都被迫在市郊雨後春筍般矗立的住宅區開車到市區上班。然而，從今年1月1日起，國內5條收費大道的收費率調高了30至70%，觸怒了許多道路使用者。因此，過路費調高必然影響了數千名大馬人民，他們的消費能力也因此減低了。

然而，令許多大馬人憂心忡忡和不滿的，是大馬政府與私人公司簽署的大道特許經營權合約是不公開的，有關的過路費協議被列入官方機密法令下的機密文件。儘管1972年制定的官方機密法令原本是用以保護和國家防衛及保安有關的國家機密。

幾個星期前，當多位在野黨領袖公開了有關的合約文件，大馬政府隨即宣稱，有關的特許經營合約屬於官方機密文件，反對黨已觸犯了法律，多位反對黨領袖因此被傳訊到吉隆坡警察總部，包括回教黨的哈達博士、行動黨的劉天球及公正黨的蔡添強。蔡添強的辦公室和住家也被警方搜查，要找出政府不欲公開的重要文件。

政府大道特許經營權合約被列為官方機密，並不算大馬的新鮮事，因為任何文件都可以被列為國家機密。早前，大馬人民反對水供私營化聯盟亦要求政府公開與私營化水供公司簽署的合約，政府也給予同樣的反應。能源、水務和通訊部只簡單回應，合約已被列為國家機密，不能對外公布。

反對黨領袖如哈達、劉天球和蔡添強被傳訊，令人對大馬首相的“改革議程”有所質疑。反對黨領袖林吉祥正確指出：“官方機密法令難道是用來對付吹哨者而不是牟取暴利者？”林吉祥會提出這樣的問題，證明了“我們面對的狀況是官方機密法令被用以保護私營化合約裡‘對人民不平等和不利’的條文不會曝光，不過，當特許經營權合約內容被用以爭取撥款和投資時，就不會訴諸官方機密法令？”經過一系列憤怒民眾示威──大多數都受到警方強烈的反應──林吉祥的問題也是無數大馬人民的問題。

馬來西亞政府何時準備透明化處理和私營公司的交易，而且會允許人民獲取多少的資訊，以便了解政府以人民的名義做了些什麼？隨著亞洲國家之間的競爭日愈激烈，東南亞的資金不斷往快速發展的國家如中國和印度轉移，我們亟需改革的壓力也越來越重，這意味改革的衝擊已經浮出水面了。外國公司和政府如美國與日本，不斷催促大馬在經濟和發展管理上表現得更具效率和透明度。而大馬人民──透過互聯網和替代管道掌握了更多資訊和新聞後，視野也開闊了──也要求政府更開明和革新。

但是首相阿都拉執政多年後，卻讓人感覺到這個國家的改變並不大，作業方式一成不變：秘密、不透明，大馬民眾始終被蒙在鼓裡。這就是大馬想要向世界推展的“中庸、現代、回教化”管理新模式？若是的話，以最近展現的標準來審核，大馬的模式難以成為值得任何人仿傚的範式。

射向馬英九的罪惡子彈

自國民黨主席馬英九被民進黨視為最重要對手後，人們一直在談論，何時會如2004總統選舉時那樣，見到莫名其妙的兩顆子彈。如今，人們終於見到了第一顆子彈：馬英九在台北市長任內涉及的特別費案偵結，高檢署查黑中心檢察官候寬仁以貪污罪嫌起訴馬英九。

馬英九一向以清廉自期，這無疑是其政治生涯的重挫。為信守承諾，他在被起訴當日宣布辭去國民黨主席，但將角逐2008總統大選。國民黨中常會表示慰留，同時修改黨內排黑條款，為其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解套，顯示出與馬英九共進退的決心。

馬英九形象清廉，不僅在兩岸三地深入人心，即使海外華人社會亦有口皆碑。但馬英九重視個人榮辱，對制度的執著近乎固執、政治情商不高的表現同樣予人印象深刻。針對馬被起訴，藍綠的反應呈兩極化。泛藍認為是政治迫害，是宋楚瑜興票案的翻版；綠營則認為，司法還給社會一個公道。從檢察官公佈的起訴理由看，馬在道德層面上仍是無虧於自己的良心和台灣民眾，只是在法律技術層面上陷入制度性陷阱。

實際上，根據台灣的相關規定，無論是否起訴馬英九，都有一定的理由。侯寬仁依據的理由是，台灣財政部1977年8月11日公函，及台北市府歷年的“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費用用途科目”，均說明市長特別費依規定須限於公用支出，不可納入私帳，就算放著不用也不行。但台灣法務部在1981年的函示中卻表示， “特別費半數得由首長自由支用，並不過問其用途，此無非國家對於機關首長之特別酬庸”。去年11月法務部提出的解釋意見也指出，特別費是對首長“實質補貼”。侯寬仁並未採用法務部見解，認為法務部是“獨創新見解，並非通說”。即使如此，亦說明了馬英九主觀上並無任何貪污犯罪的動機。

此外，馬被起訴的另一不公平之處在於，去年民進黨立委檢舉馬英九後，國民黨立委亦以同樣罪名檢舉民進黨的四大天王。高檢署查黑中心昨日並未公佈偵查結果，雖然檢察官表示檢舉的時間點不一致，偵結的時間亦不一致，未來會有繼續動作。但外界不得不質疑，相關檢舉時間相隔不久，為何不能併案處理？且過去近半年內，檢察官的目標完全放在馬身上，偵辦行動猶如用顯微鏡在找瑕疵，對四大天王的偵查卻幾乎不見什麼行動。檢察官以異於台灣政治倫理常情的嚴格標準對付馬英九，無論主觀動機如何，客觀上都起到了讓司法淪為民進黨選戰工具的功效。或許，無論是以國務機要費起訴扁嫂或以首長特別費起訴馬英九，都是深綠勢力的老謀深算，因為陳水扁無論如何不可能丟掉總統寶座，雖名譽有損，但只要能將馬英九拉下馬，保住綠營執政才有希望。

民進黨立委在去年8月檢舉馬英九，並非不知道首長特別費問題是台灣數萬公務員的“共業”，馬一旦被起訴，民進黨的天王們都將面臨被起訴的可能。但民進黨的目的只有一個：讓馬無法角逐2008總統選戰。因為民進黨算定，由於國民黨內的排黑條款，加上馬對個人榮辱的重視和對制度的堅持近於固執，只要被起訴，肯定會辭黨主席一職。

果然，馬英九為顯示自己對黨內排黑條款的尊重，宣布辭去國民黨主席一職。但同時宣布角逐總統選戰，既顯示了堅信自己清白，將政治命運交給了泛藍支持者，而不是任由民進黨擺佈。雖然國民黨中常會修改排黑條款可能引發爭議，但對國民黨和泛藍支持者而言，惟有贏得2008年總統大選，才能改變台灣社會過去6年內出現的種種亂象，而繼續支持馬英九，則是為泛藍支持者保留了2008年的希望。不過，如何在未來面對民進黨無所不用其極的打壓時，確保自己的泛藍共主地位，並不辜負泛藍支持者的鼎力相助，對馬英九是非常嚴峻的挑戰。

尋求國家前進的動力

對於國內官僚長官和政治人物而言，“沒有新聞就是好新聞”。的確，十餘年來，我們接收到的馬來西亞新聞都是好消息：1980年代經濟翻了幾翻、1990年代發展記錄令人注目，一系列大型計劃展開，著名的雙峰塔建築因此豎立了起來，被譽為全世界最高的雙子塔（至今仍是）。

不過，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對馬來西亞並不太友善。自2001年美國遭受恐怖襲擊後，大馬就被拖累到全球恐怖主義的網絡中，這全拜它與各類地下組織有聯繫所賜。在華盛頓全球行動的開始階段，大馬甚至被指是激進組織的財務中心，而且是各類恐怖事件的源頭，包括向全世界發送含炭疽菌信件。最近大馬又遭受連串打擊，恐怖主義只是今天讓首相阿都拉頭痛的眾多問題之一。

自接任首相以來，阿都拉領導的政府就不斷革新。表面上這是一個傾向於改革的政權，希望能處理好大馬的各種積弊，例如貪污和管理欠缺透明度。但超過20年的強勢中央集權管治，造成國家公民社會體制薄弱。馬哈迪當政時司法被去勢，被政治權力約束著。當這一切在進行的同時，大馬致力促使起步階段的國內工業動起來，尤其是國產車製造商普騰。

今天大馬必須面對迅速崛起的亞洲經濟體日愈激烈的競爭，例如中國和印度。大馬工業業者已經開始擔心中國出產的便宜車湧入，而在整個東南亞區域，外資外逃的憂慮越來越接近事實，即使是大馬和新加坡公司，都選擇遷移到生產成本較低的中國南部地區。

面對各種的可能性，大馬脆弱的民主體制在險阻中掙扎。分析家警告，除非儘快採取改善措施，否則大馬可說是危機迫在眉睫。首先，國內公民社會體制相對薄弱，意味每當危機呈現，右派族群國家主義團體就會趨於玩弄種族和宗教牌，呼吁政府不惜一切保護占大多數的馬來─穆斯林群體，即使這意味犧牲非馬來人和非穆斯林利益的高代價種族偏差政策仍會延續。去年，巫青團對種族焦慮表達了憤怒，黨領袖甚至在公開場合揮舞武器。

對大馬國際透明組織主席拉蒙而言，訊息是令人擔憂的：“我們開始看到越來越多國家發展可能敗退的徵兆。”他上星期在一場有關2007年大馬展望的研討會上如此表示。“如果我們再不處理這些問題，它就會像生壞疽般，其聚合力量和力度將製造重大問題。”對拉蒙而言，威權政治明顯的崛起，是國內情勢不妙的徵兆： “這將會影響信心、投資和成長，更糟糕的是，這會影響我們分配財富的能力……（再說）移民人數增加，人們開始離開。我了解年輕人不願意回來。”

在這種情況下，在海外的大馬人不願意回國是可以理解的，特別是年輕非馬來人認為，他們在海外有機會賺取更高薪酬和過更好的生活。即使在政府20年來的支持下，獲得資助的馬來企業表現甚至不比1970年代來得好這項事實，許多年輕非馬來人都表示關心。這就是為什麼國內一些反對黨會支持馬來西亞和美日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這意味外來資金能開始不斷施壓，促使國內的內部架構改革。

但那些熟悉大馬政治的人會了解，這些改變只會以巨額成本來交換，而且很可能令那些占大多數、但仍自認本身是貧窮二等公民的馬來─穆斯林群體產生激烈反應。

然而，基於亞洲經濟成長持續增速，大馬政治菁英沒有太多時間去擬定平穩的改革措施。在外國資本已經從東南亞轉移到中國和印度的趨勢下，那些仍落後的馬來西亞人，只有很少機會迎頭趕上。大馬的國家福利制度可說是陳舊的，重於將家庭當作失業者和失去工作能力者最後的支援單位。但這樣的傳統機制還能夠在快速變革，以及“社會”這個概念已經被市場逐漸侵蝕的世界裡繼續生存嗎？

不得不接受的事實是：馬來西亞很快得適應在高度競爭的世界裡生存這現實，因為經濟和權力差距已成為現實生活。而大馬人很快的必須適應市場上會再次出現很多失業人士，在80和90年代的一段時間，這已經不是普遍的憂慮，但它將再次成為國內普遍的現象。

醉翁之意不在酒

柔佛州務大臣阿都干尼指責新加坡德光島填土活動，造成柔佛海峽和柔佛河口水流減速，是哥打丁宜泛濫成災的主因。阿都干尼的言論引起一陣嘩然，除了新國政府以兩國專家報告駁斥之外，副首相納吉也認為沒有專家鑑定，不能妄下定論。

柔佛州私人界此次水災的損失，保守估計高達19億令吉，而官方宣布公共領域也損失15億令吉，不過，筆者估計大水災帶來的連鎖反應，損失何止33億令吉。州內人民水深火熱，怨聲載道，州政府自然成為眾矢之的對象。

災民在災後的心理創傷，也不是經濟補償所能完全彌補的，要重建信心繼續往前走，必須得到官方和社會的響應。如果領導者采取駝鳥式的言論和思維，人民已經創傷的心情將再度蒙上陰影。畢竟領導者不能面對現實，人民又怎能有自信走出陰影呢？

預計在今年中，厄爾尼諾氣象和旱災的到來，屆時柔佛州可能面臨大水荒。一兩年前，柔中區包括居鑾、永平、峇株巴轄大水荒，水源嚴重短缺和污染，如今卻是大水災的重災區之一。柔佛州南部水供依然充足，2061年後沒有了新加坡的公共事用局處理生水，再轉賣給柔南用戶，恐怕柔南面臨水荒指日可待。阿都干尼口口聲聲痛斥的新加坡政府，卻提供他官邸的自來水。

柔佛州在1980年代初期，便開始大事砍伐原始森林種植油棕樹，並建造幾個防洪大水壩，但時過境遷，這些大水壩無法阻擋這次的洪水，生態的破壞已經達到無法挽救的地步。原始森林被大肆摧毀，失去了儲水和防洪的海綿效應，河流被常年累積的流沙所擱淺了，被炸毀挖掘的山坡形成土崩，山洪暴發也不能全歸天意。當權者沒有長遠的管理眼光，造成柔佛州有豐富的水源和河流，卻逢雨必成災，干旱沒水喝的窘境。

自阿都干尼掌政以來，州政府經濟資源已人去樓空，阿都干尼必須承擔留下的爛攤子，州財庫空蕩蕩，還欠聯邦政府高達9億令吉的貸款，是全國負債最高的州政府。柔佛州不再舉債提升基建，是無法走出逢雨必成災，干旱沒水喝的窘境。阿都干尼一時情急說出如此驚人的言論，實有醉翁之意不在酒，其中或另有乾坤吧？

讓人民講真話何妨？

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禁售著名作家章詒和的著作《伶人往事》，引起外界廣泛關注。雖然新聞出版總署官員後來澄清，並無任何禁書行動，但海外傳媒對禁書事件的連篇報導，以及多名中國作家挺身而出，為章詒和仗義執言，已讓新聞出版總署面目無光。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年逾八旬、有“中國民間防愛滋病第一人”之稱的河南中醫學院退休教授高耀潔醫生，近日欲從鄭州前往北京的美國駐華大使館辦理簽證，以領取美國前總統夫人希拉里下月頒發的一個人權獎，卻遭到河南省當局以軟禁的手段加以阻撓。中共領導層如今一再表示中國要在國際社會扮演負責任的大國角色，但一個沒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國度，一個人民難以講真話的國度，是不可能在國際社會真正得到他國信任的。

章詒和的《伶人往事》和其他幾本著作遭查禁，對中國國際形象產生非常負面的影響。但在海內外輿論強烈關注下，新聞出版總署官員不得不澄清，強調“不存在查禁的問題，這次我們一本書都沒有查禁”。雖然章詒和直斥這樣的否認純屬謊言，但至少讓人看到，北京當局認同，任何壓制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禁書行動，都已是天下之大不韙。

而高耀潔醫生多年來堅持義務宣傳防治愛滋病，並率先揭露河南省因血漿污染而導致愛滋病蔓延的真相，被視為平民英雄、社會良心、民族脊樑。更難得的是，她一直不顧各種打壓，堅持講真話──她強調，第一位的自由是講真話的自由。高耀潔的孤軍奮戰為她贏得諸多榮譽，曾先後獲得“2003感動中國十大年度人物”、 “喬納森‧曼恩世界健康與人權獎”等。2005年，她還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但從2001年至今，河南省當局卻因為擔心高耀潔醫生將河南愛滋病疫情的真相向國際社會披露，一直以各種方法阻撓高耀潔走出國門。

中央領導人如胡錦濤、溫家寶一直呼籲人民講真話，在去年11月作協大會上發言時，溫家寶再次發出了講真話的呼籲。言猶在耳，一個以講真話而對愛滋病防治有巨大貢獻的平民英雄，卻被剝奪走出國門講真話的權利！這是何等的諷刺。高耀潔堅持講真話，只會有助全世界更加關注河南省愛滋病的防治，向河南省愛滋病患者伸出更多援手。河南省官員打壓高耀潔醫生，與中央領導人呼籲人民講真話，可謂背道而馳。中央領導層是否應當糾正河南省官員的不當行為，來證明自己的呼籲不是又一個欺騙人民的引蛇出洞招數。

關於此，位於中亞的哈薩克斯坦當局在處理電影《波叔出城》(Borat:Cultural leamings of America of Kazakhstan）時所表現的開明與開放，或許值得中國借鑒。《波叔出城》對哈薩克斯坦極盡醜化之能事，惹來數十宗誹謗官司，但哈薩克斯坦卻發表聲明表示：“我們最好有一些幽默感，而且尊重他人創作的自由。”“以法律訴訟為借口對藝人進行威脅是毫無用處的，這只會進一步損害國家的聲譽。”

如今，中國經濟發展成就舉世公認，明年北京奧運更是中國強盛地位得到國際社會確認的良機。但中國的強盛，不應僅僅體現在GDP的增長。近年來中央領導層開始強調中國的軟實力功效，中國的和諧社會理念亦開始推向國際，孔子學院在海外遍地開花，但中央領導層若能真正落實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這些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讓中國人都能夠講真話，中國的軟實力自然會因此變得更為開放開明而發揮功效。

六千年的擁抱

考古學家在意大利北部城市曼托瓦附近，挖獲了一對相擁合葬的男女骨骸，估計已有5千年至6千年的歷史，換言之，他們已擁抱了五、六千年，從新石器時代至今。

考古小組的主持人說，新石器時代還沒有見過雙人合葬的例子，更別說相擁而葬；可以確定，這是一對年輕人，因為兩人的牙齒幾近完好。他們死時的年齡、確實埋葬多久，未來實驗室當會有進一步的了解。但是，考古界已確定這是“前所未見、前所未聞的發現”。

考古學家興奮莫名，原因恐怕猶不止在新石器時代人類葬儀禮俗的新發現，而更在發掘出土了幾千年前的深情，那種老祖先的羅曼蒂克，讓枯燥的考古挖掘頓然發光，讓後世感動不已。即使挖出了龐貝、馬雅古城，或發現了北京人頭蓋骨，從而領教了前人的建築智慧、生活百態和人類起源，終究仍是冰冷的東西、逝去的陳跡；可是，一對相擁的年輕戀人，用他們腐壞的肢體，在幾千年後，生動地告訴後代子孫：愛情永恆，任時光流逝，此情不渝，那種熱情，活生生地走到眼前，感染我們。

6千年，多麼悠長的歲月，早於所有人類的信史甚至神話之前；如果未被打擾，他們仍會靜靜地相擁在黑暗中。6千年後出土見光，應有特定的使命和意義，值得我們細嚼解讀。

新石器時代人類當然沒有繁文縟節的葬儀，也許只是把兩個戀情至深的年輕人合埋，用當時理解的相愛方式讓他們長相廝守、永世不離。於是，出土的骨骸照片清晰可見，兩人腿骨交纏，雙臂互擁、頭顱緊靠，猶如喁喁私語。

人類的肉體形線豐美、青春迷人，及其衰老便難復風采，尤其肉體化盡的骨骸，向為世人懼怕；可是這一對老祖宗年輕人，肉體雖然流散，骸骨的線條和構圖卻作了見證，它們告訴後人，古遠的人類即有真情，它是與生俱來的天賦。至情至性、生死不渝，原來早就存在於我們的基因之中。

所以，毫不驚怪，西方有羅密歐與茱麗葉，中國有梁祝……而如金庸筆下則“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這些驚天動地的愛情，非僅止於小說杜撰，實乃深藏人心中的共同期待，相擁的骸骨不過印證了人類古今輝映中最原始的一個愛情故事。

當然，新石器時代尚沒有足以輕生的毒藥，也應沒有世俗禮教的壓迫；但是，那個茹毛飲血、生存艱難的時代，人類依然有著深情，而且千曲百折一路遺贈給我們。然而，我們現在可曾善待這些遺贈？可仍復堅持追求真情？還是變得冷漠、自私、冷血以及錯亂？

相對於挖掘更多古戰場的遺骸、出土更多的萬人塚，見識了近世人類的殘酷之餘，面對兩副完整骸骨的永恆擁抱，既足以讓我們想像和感懷一段時空邈遠的愛情，也讓我們慚愧：人類還沒有正確完成進化。

學校是樂園嗎？

根據一名精神科醫生朋友的說法，他治療的中小學生中，患上學校恐懼癥的6、7成是華校生。他說，華小過于填鴨式的教學法，刻板的紀律處分，包括過重的體罰，是造成學生恐懼上學的原因之一，以精神健康來說，他不鼓勵孩子上華小。

學校應該是孩子們學習的樂園。若有孩子們逐漸恐懼上學，甚至想退學、覺得上學讓人生沒有意義，甚至失眠或有自殺等的念頭，教育工作者不得不對我們的教育體系稍有改革的深思。

我們不得不關注，一些名校居然體罰考試80分的優秀班小朋友，以求完美的小學鑒定考試成績。看來是校方忽略了EQ，老師被逼得透不過氣來，只好把學生當成是代罪羔羊，學習樂園成了學生的苦海。

在公元兩千年的時代，華校依然嚴厲采用4千年前，搖頭晃腦、死背、死啃的學習方法，並以嚴厲體罰逼使學生就範，對學生心理創傷何其刻骨銘心，間接上造成學生對學習失去興趣。

許多小時成績了了的小學生，在高年級時卻抗拒如此的教學法，而變得自暴自棄。華校的教學法包括死背文章，效仿古代八股文的鑒定方式，令人擔憂我國教育水平日落千丈的悲劇。

當日、韓、台等新興工業國的中學入學率高達100%，大專入學率70至90%，我們仍然有高達3成的中學生無法完成中學基本教育，這是教育制度和政策的徹底失敗。

我相信大部分的教育工作者都把矛頭指向家長，認為學生不愛念書，是家長監督無方。一個健全的教育制度必須兼顧家長、學生、老師的配合默契，講求多方面溝通，減少或者制止體罰。最近的報導說台灣當局立法禁止老師體罰學生外，就連辱罵學生是“笨豬”都不允許，這可成為我國教育界效仿，放棄體罰和搖頭晃腦、死背、死啃的教學法。

最近，一名家長向我投訴，孩子被老師體罰，屁股留下傷痕和瘀青，據說該名老師還命令孩子們把雙手放在黑板上，背對著班上同學，並對孩子們說︰“你們看，他們像不像犯人！？”

如此超出體罰規律的做法，老師扮演獄吏，孩子因聽寫成績欠佳，被逼扮演囚犯的角色，對孩子的心靈創傷可想而知。

筆者不贊成對犯有職務錯誤的教師立即采取懲罰性行動，社會以及教育界應該更理性的來看教師的心理旅程，尤其必須面對家庭、社會、家長和校長的壓力下，教師也需要接受心理輔導和協助。教師犯上憂郁癥或其他心理障礙，都和常人一樣，必須接受心理治療，以免把心理問題轉載到學童的身上，對教育效果是背道而馳的。

Humour Conquers All──兼記一代歡樂英雄包可華

“你再也無法虛構什麼了。這個世界本身就是一大笑話。你只要把笑話記錄下來就行了。”──包可華

在沒有kuso或YouTube的年代，如果你覺得世界越來越悲情，對當道的政客不滿，揮筆對政府或社會體制嘻笑怒罵一番，也可以體現文學的作用。不過，寫諷刺文學的文人，即使寫得很搞笑，在強人或軍人當家的社會，也難免面臨咖哩飯的恭候，或作品遭查禁，在政客當道的民主社會，大人物也可能告你誹謗。當然，“如果你攻擊體制夠久夠力的話，他們就會把你收編進去。”

最後一句話是包可華說的。這位從1960年代初以來就以政治幽默小品持久有力地跟華府大人物對著幹的當代馬克吐溫，果然被上帝收編，與世長辭了。難以想像，過去40年來的華府，如果沒有包可華，有多少政客會得憂鬱症（他自己倒是與憂鬱症戰鬥多年）。“沒有比始於包可華專欄更好的一日之計了，打開晨報，開懷大笑一番，讓你體會到要認真對事，但是不要太在意自己。包可華就有本事以妙筆讓最壞的年冬回春。”美國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如是說。在肯尼迪家主政時，包可華和白宮關係其實還不錯。

包可華筆下呈現的是過去40年來有別於正史官史的華府春秋，提供了讀者另類人民記憶。包可華簡直是“偽造文書”天才，虛構大人物言行有如書寫歷史，處處皆能見出幽默，有時也頗無厘頭，令人啼笑皆非。其實搞笑版史記更能一針見血，搔中政客癢處。他夫子自道：“有人問說我的幽默究竟所為何在？答案是，平心頭之恨，我認為搞笑正是最佳報復手段。”看來，他和太史公也有異曲同工之處。

政客可恨之處，盡在不言中。我輩市井小民，對以公器謀私利或貪腐的大人物心頭不會無恨，但是罵久了也有礙身心健康，又不能天天天下圍城或烈火莫熄，如能多讀政治幽默小品苦中作樂，也符合西諺所說的“開懷為良藥”。包可華以幽默文字為安身立命之處，認真以對，堪稱筆鋒勝刀尖的歡樂英雄。比如說，多年以後，除了史家，人們對水門事件已不甚了了，但是讀那時期的包可華專欄，令人有如回到歷史現場（包式對話尤其精彩，例如尼遜說：“我不是騙子”）。將他的三十幾本文集排開來，就是美國幾十年來的歷史縮影。

我在六、七○年代──我們的新經濟政策年代──讀中文翻譯的包可華，也讀受包可華影響的搞笑文學，例如香港的三蘇。台灣的柏楊寫諷刺文學挑戰強人的忍耐限度，誰知臥薪嘗膽年代的強人卻無幽默感，遂因“大力水手”漫畫而流放火燒島。不過柏楊文字儘管有骨有刺，並不幽默，或不夠搞笑。台灣文壇可能悲情太久了，幽默文學其實並不發達。如今不文笑話時有所聞，但是比《不文集》差多了。當年本地帥哥作家李系德，以“有冇搞錯”專欄搞笑，無厘頭功力，一點不下於周星馳，結集出書也是humour conquers all。可惜李系德後來果然係得，當了大編輯，沒有效法小作家包可華寫個三十幾本幽默文集。事隔多年，不知馬華“快活谷”是否後繼有人。（寫到這裡，忽然想起，“有人”一族的陳翠梅不知為何沒有將Love Conquers All譯成“愛情後繼有人”。）

性在道德與法律邊緣

性，永遠是個敏感而復雜的命題。對人口眾多的大國如中國而言，更是如此。性是否只能做不能說？中國著名社會學家李銀河博士近來提出一些被認為較前衛的觀念與言論，就引起不同的反響，也引起社會不同的思考。

對于賣淫娼妓這類古老的行業，中國政府對其打擊一向不遺餘力。然而，與世界其他國家一樣，這個行業不會因為政府的雷厲風行而銷聲匿跡，可能只會轉到地下。而嚴重的愛滋病一直無法有效根絕，困擾著政府。據介紹，近年來愛滋病由性傳播途徑感染的比例有所上升，尤其是女性感染者，愛滋病正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傳播。公共娛樂場所從業人員被認為是愛滋病傳播的高危人群。

中國于1985年發現首例愛滋病感染病例。在1985年至2000年底的15年間，中國累計報告的發病和死亡人數分別為880例和496例，而2001年和2002年的發病和死亡人數分別為1千742例和716例，2002年病例則比2001年增長44%。

公開處理性犯罪引爭議


2003年11月，香港特區政府衛生署透露，香港已累計發現2千172人受愛滋病病毒感染。同年12月，中國衛生部和聯合國愛滋病專題組發布的報告顯示，中國有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約84萬人，其中愛滋病病人約8萬例，分布在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遍布社會各階層。2005年中國衛生部通報了愛滋病疫情數字，全國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有12萬6千808例，其中愛滋病病人2萬8千789例，累計死亡7千375例。

不知是否是為了防止愛滋病，還是中國深圳警方為了展現掃黃決心，以求立功，竟于2006年11月搞了兩場大規模的公開性犯罪處理大會，幾近游街示眾，令人嘩然。他們公開處理了近期抓獲的100名涉嫌操縱、容留、強迫婦女賣淫，以及路邊招嫖、派發色情卡片等違法犯罪人員，其中男性60人、女性40人。這樣的處理方式引起許多議論，有者認為真是大快人心，可以起到殺一儆百的阻嚇作用，有利淨化社會；但也有人認為這跟文革沒兩樣，以侮辱人的尊嚴來達到目的而不計手段，是警察又一起典型的濫用公權力行為。不少學者認為，這樣的野蠻執法為文明社會所不允。

也是性問題專家的李銀河就認為，中國法律的最大問題是聚眾淫亂罪：在私人場合下，兩個人以上的性活動，法律視為犯罪。她認為這是非常過時的，應該取消。成年人有處置自己身體的權利，中國若能像荷蘭那樣給賣淫女發執照，並定期給她們檢查身體，她認為這樣將更合理，不僅真正保護了婦女的權利，還解決了因賣淫而帶來的社會問題。

她把中國當代性法律分為兩大類︰強奸、奸淫少女和侮辱婦女這三項罪名是有受害者的性犯罪；聚眾淫亂、賣淫和淫穢品三項，是無受害者的性犯罪。

最近一條假新聞引起的討論，可謂眾說紛紜，事關一種“另類妓院”崛起的合法性。一則題為〈用充氣娃娃賣淫合法嗎？──“妓院”竟合法，警察奈何不得？！〉的帖子出現在網上，提及中國葫蘆島繁華地段中央大街驚現新型“妓院”，店老板收取一定費用，提供各種充氣娃娃，有的娃娃仿造當紅女明星的體貌特征，並提供房間，顧客可以將娃娃帶到房間內。該娃娃不但造型逼真，且能根據顧客動作發出相應聲音。老板表示，這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人們的追星欲望。這到底是否違法，當地警方對此束手無策。

李銀河表態，這應該算是正常的娛樂活動，而充氣娃娃也算是性活動的輔助商品，她覺得跟出租一個游泳圈差不多。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鄔明安則認為，根據中國的法律規定，賣淫嫖娼必須是在兩個人之間發生，人和塑料人之間的這種行為無法認定為賣淫嫖娼。但對于這種型態的經營手法，法律模糊恐怕不易解決。

去年11月中國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更以重刑來判決色情網站經營者。“情色六月天”網站老板陳輝以“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財產10萬元。隨即李銀河撰文認為，法院對陳輝的判罰“有違法律的公平”，並稱“中國還沒有走出性的中世紀”。她猛烈抨擊所謂的“淫穢品法”，呼吁有關部門“認真反省淫穢品法”，並且應該取消該項法律。

法不責眾有違法律公平


同時她認為“淫穢品法與憲法中的言論及出版自由相沖突”，因為淫穢品是言論不是行動，所以要麼“取消言論自由權，要麼取消淫穢品法”。此外，淫穢品法在中國已形成法不責眾的局面，“有100人在做同樣的事，只有1個人被判刑”，有違法律公平。

對于所謂換妻，李銀河重申從來沒有說過“換妻”，她強調的是“換偶”。二者區別很大，換妻是以男性為主體，女性為客體；換偶是既換夫又換妻，夫妻互為交換活動的主體和客體。她並沒有提倡大家都去換偶，只不過說，想搞換偶活動的人不應當被槍斃，按照中國憲法，他們原是有權利做這種事情的。中國刑法中的“聚眾淫亂罪”將所有3人以上的性活動規定為非法，而此法律已不再適用，這個法律條文與憲法保護的公民人身權利（其中包括性權利）有明顯的矛盾之處。因此，她倡導盡早改變，同時建議在法律改變前，換偶者可以用兩對分別在不同地點的方式規避，只要一個地方只有兩個人（無論他們是法定夫妻還是兩個個人），法律是不能治罪的。

換偶與婚外戀、包二奶的性質不同，她覺得換偶是男女平等的，也不違反婚姻道德；而婚外戀、包二奶一般是男性欺負女性，違反忠實承諾的。因此，“前者沒有道德問題，後者卻有道德問題。”換偶活動是少數成年人自願選擇的一種娛樂活動或生活方式，它沒有違反性學三原則（自願、私秘、成人之間），是公民的合法權利，而且換偶活動對社會無傷害。少數人違反大多數人的價值觀，並非就是傷害社會，它違反的是一元論的價值觀，卻不違反多元論的價值觀，因此不應當以傷害社會的名義去治少數人的罪。

在性觀念與價值多元化取向的今天，李銀河的大膽言論被認為是在顛覆社會傳統與保守的當權勢力。問題是，性應該掃在地毯下還是攤在陽光下，直到今天還是眾說紛紜。可以肯定的是，要打開性的神秘面紗，決不是一件輕易的工程，就如性是神聖的還是骯髒的，至今還有人搞不清，是一樣的道理。

永在懷念中：偉大的“神話破除者”賽胡先阿拉達斯教授

大馬資深學術─行動主義者賽胡先阿拉達斯教授的驟逝，令許多人大為震驚。對後殖民時期出生的年輕大馬學者和知識分子而言，賽胡先阿拉達斯教授可說是一名良師益友、公共知識分子的典範，當學術人員在需要以本身的學識來因應時代的迫切需求時，他是學術界的榜樣。他身為行動主義型社會學家的聲譽，並不局限於大馬，而是遍及全世界，包括北美洲、歐洲、阿拉伯、非洲和亞洲的許多地區。

和我同代的人一樣，我是在1980年代倫敦留學和執教時接觸到他的著作。在準備我第一堂亞洲去殖民化過程的歷史課講義時，賽胡先的著作是我的啟發和不可或缺的參考。以下他的著作是我仍推崇的：《貪瀆的社會學》（1968）、《發展中社會的學者》（1977），當然少不了他的經典著作：《懶散之邦的神話：有關16至20世紀馬來人、菲律賓人和爪哇人的形象研究，以及其在殖民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裡的功能》（1977）。

除此之外，賽胡先阿拉達斯教授的開路之作《懶散之邦的神話》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是其分析了“他者之邦”這以殖民地觀點為出發的刻板模式的建構形式，那是設計去吸引被建構的他者，而同時使被殖民者喪失能力和權力。從來沒有一位大馬學者嘗試做這樣的研究，因為需要多元的分析工具，包括社會學和歷史。來論述分析結果和種族資本的批評；也從來沒有出現類似的反效果。賽胡先阿拉達斯教授的著作不僅是在大馬情境下顯得獨特，且確是其時代的前瞻。

在《懶散之邦的神話》書中，他點出了多個研究政治歷史的學者不應忘記的重點：

首先，身分政治及種族類別，與族群刻板模式的建構從來都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根本上與（種族化）權力操作過程有關。

第二，殖民地體系需要一個由方便的“虛構工具”（借用薩依德的用詞）構成的道德托詞來協助，以便為這麼一個體系提供開釋。

第三，那樣的身分以及差異的永續化和再造，與種族化殖民資本主義的操作是同行的，同時兩者互相維繫，為此幫助塑造高度分化和不平等的“多元經濟”，這在許多殖民地是何其的普遍。

第四，在殖民資本主義深植入許多殖民地的差異化和分化主義的種族政治之後，是很難被連根拔起的，即使殖民者已經離開了，當地的菁英仍會照本宣科，以同樣一套的分而治之工具來維繫和鑑定他們的權力。

在同一部作品中，賽胡先阿拉達斯教授繼續闡明的最後一點，顯然在他尖銳地揭穿了一些大馬人的著作，如馬哈迪的《馬來人困境》（1970）中出現的種族化刻板模式後，而有所啟發。賽胡先揭露，這些由新一代領袖所寫的作品，展現了在大馬社會裡以種族來分而治之的殖民地時期思維，在後殖民時期仍可悲地盛行。他更為之悲嘆的是，即使在1970年代，國內的馬來種族─國家主義者領袖仍以殖民地的陳腔濫調和刻板印象──即馬來人是需要保護的“落後”和“懶散”族群── 來作為爭取特權和權力的基礎。

賽胡先的同事和學生，會銘記他是大馬其中一個批判學說的先鋒，即使“批判學說”這個詞在他的年代仍未風行。他大部分的著作和學術研究精力，集中的焦點都是傾向於批判性質詢，和解構許多不求變的舒適假設，即殖民期和後殖民期知識和權力規律的基礎所在；證明學術著作不只是具備社會和政治關聯，而是類似的批判思維也是有政治需要的。一如國民大學的諾萊妮教授所言：

“他的逝世，為馬來和馬來西亞學術文化及學術傳統劃下時代的句點。賽胡先阿拉達斯教授是一個享譽全球的社會科學家，他主要研究馬來社會、文化和政治。他曾是一個馬來政治文化的激烈批判者──用上“bebalism”（即指不求變，即使給予了正確指標，仍死不悔改的心態）此概念來形容馬來學者和政治人物無能力去處理和面對快速的社會轉型、現代化、文化轉向和“西方化”的趨勢與挑戰。同時他也激烈地捍衛馬來社會和文化免受‘殖民地有關懶散之邦的觀念和觀點’所損害。”

亞洲另一盞明燈熄滅了。

守點捨面：美國撤兵之道

英國廣播公司 (BBC)日前公布的民調顯示，全球對美國外交政策的觀感大幅惡化。兩年來，不認同美國對伊拉克政策的受訪者達到近四分之三，超過三分之二認為美軍駐紮中東弊多於利，49%認為美國在國際間大多扮演負面角色。布什總統當然要為此負完全責任。

布什也為此負出重大代價。國會易主、共和黨拱手讓權，連黨內同志都不再挺他，遑論其民意支持度迭創新低。但是，布什並未為此轉轍，他沒有接受伊拉克小組的建議，並反其道而行增兵伊拉克，面對每日伊境更多美軍死傷的新聞凌遲，和國會唱反調通過的決議，他強悍地反彈：“要他們（國會）提出行得通的計畫”。總統不能傾聽將領意見、決策建議和國會的民情反映，一意孤行，莫此為甚。

執行最佳決策，既是總統身為三軍統帥的權力，也是責任，布什竟要國會提出可行辦法，未免流於情緒。不過，新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隨即突訪巴格達，會晤馬利基總理，實地考察伊拉克情勢，不啻立即作了回應，顯示國會準備接手主導伊拉克大局。

因此，府會都亟於找出什麼是最佳的撤兵之道？棄守，當然是災難；繼續增兵，陷入敵人泥沼、重演越戰經驗，依然是災難。布什無策，國會可有妙方？且借箸代籌，答案在守點捨面，形成多數優勢，既保戰果又可撤軍。

也就是，美國要放棄照顧伊拉克全局的決策，因為盟軍相繼抽腿，即使派百萬美軍也掌握不了一個廣袤、有敵意的國度，反而徒增死傷；這個工作，交給伊拉克政府做，支援其軍警訓練，而不參與境內戰鬥任務。但是，美軍要嚴防守好大巴格達地區及其關聯道路，尤其要確保巴格達機場的空運暢通，以便兵員快速馳援；另外，重要產油地點，也戌重兵防守，以穩定油產，藉其收入支撐親美的伊拉克政權。

這樣形勢顛倒後，美軍在點的集中部署，乃形成多數優勢，使多餘的兵力可抽調回國，以符民意，也可緩和政治緊張。另一方面，布什也完成他的志業：尖刀插入中東、駐軍伊拉克、建立親美政權、掌握油產區，使他獲得歷史評價，並改善國際觀感。

美國想要全面統治伊拉克、施行體制改造、推行民主，如二戰後的日本一樣，絕對不切實際。華府必須實事求是，既穩住出兵戰果，保留駐軍，繼續發生影響力，也要見好快收；切忌用薄弱的兵力固線護面，落居相對少數劣勢，陷入敵人的泥沼和消耗戰，那就永無善了機會。當前，只要穩住馬利基總理，保持巴格達政權親美，既有美軍重兵相脅，又有金錢權力相誘，掌握傀儡並非難事，美國經驗甚豐。捨此不為，寧有他途？

政治協議和內線交易

在健全的自由市場中，法律嚴禁掛牌企業股權易手時，有任何內線交易，目的不外是要控制濫用第一手資料買賣股價飽私，保障勢力較弱的小股東及廣大公眾投資者的利益。

大部分的自由市場都立法嚴懲介入內線交易者，並且施以牢刑，可見其嚴重性，是許多民主管理的社會所不能允許的。公眾道德標準是極度痛恨內線交易，尤其是有政治勢力介入從中牟利，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近期被定罪入獄的總統女婿趙建銘。

人人都有貪念和權力狂的傾向，因此體制必須建在透明化的信念上。只有通過嚴厲監督個別領域的操作，才能有效地控制濫用職權的弊病，建立民主社會。既然自由市場操作如此顧忌缺乏透明度的內線交易，那麼社會又如何看待政治工作者的另一類“內線交易”呢？

許多國內的政治人物大談“政治協議”，不加以追究所謂“政治協議”的社會道德涵義。它是否可以被接受為合情合理的道德標準呢？我們是否必須對政治工作者持與公司董事同樣（或更高）的透明度和道德要求呢？

這裡所說的“政治協議”不是指對立社群、族群或國家之間，對各自群體利益達致的公開群體政治協議，而是政治領袖之間在分配各自權利、既得利益時，達致個人之間的“政治協議”。有關分配領袖個人職權的“政治協議”，只是分配領袖間的權利，和群體利益拉不上關系，那麼基層黨員、成員的利益，又在個人領袖之間的協議中佔有何等地位呢？政治領袖在談判分配各自的職權時，往往以黑箱作業方式達致協議，基層無法直接參與，類似大股東在做“內線交易”，罔顧小股東的權益，剝奪了基層黨員干部民主決策的基本條件。基層必須有透明的第一手資料，才能判斷高層政治領袖在自我分配權利時，是否出賣了基層決策的民主權利。

令人尋味的政壇怪事中，不透明的權利、經濟利益分配的內線式交易，也是造成執政成員黨黨爭的主因；換句話說，那是朋黨主義（cronyism）在作祟。黨高層領袖常為分配官職和經濟利益，無法達致協議，或一方“背叛”協議，而造成另一方必須勞師動眾，號召基層斗爭，把不必要的精力和資源消耗在無謂的黨爭，這和爭取群眾權益的政治道德背道而馳。

在野黨既然沒有經濟利益分配給高層領袖和基層黨員，也就是說沒有朋黨主義的生存空間，那又是什麼形式的利益沖突，造成黨爭連綿不斷呢？依據目前國內的政治局限，在野黨領袖也只能以大選的候選人委任狀為餌，當作牽制黨員干部效忠的籌碼。如此的利益分配是少得可憐，但為其爭得面紅耳赤，背叛民主原則和戰友，寧可向領袖折腰者，豈不是可憐蟲嗎？

政黨內線交易實際上摧殘組織，造成高層領袖被庸才所圍繞，或可稱為政治“小丑主義”（clownism）。小丑主義造成領袖、基層間矛盾激化，政黨行政裹足不前，猶如一個老招牌公司，無法走向藍海。

政治領袖以內線交易方式分配權利，以攻擊假想政敵為條件，交換上位的甜頭，實際上嚴重打擊了民主決策必須透明化，基層直接參與權被剝奪了。雖然國內沒有法令嚴懲政治內線交易者，但任何政黨的操作都必須更透明化，堅守民主決策的原則，不要把精力和資源消耗在無謂的黨爭，積極爭取群眾權益，那才是馬來西亞人民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