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mour Conquers All──兼記一代歡樂英雄包可華

“你再也無法虛構什麼了。這個世界本身就是一大笑話。你只要把笑話記錄下來就行了。”──包可華

在沒有kuso或YouTube的年代，如果你覺得世界越來越悲情，對當道的政客不滿，揮筆對政府或社會體制嘻笑怒罵一番，也可以體現文學的作用。不過，寫諷刺文學的文人，即使寫得很搞笑，在強人或軍人當家的社會，也難免面臨咖哩飯的恭候，或作品遭查禁，在政客當道的民主社會，大人物也可能告你誹謗。當然，“如果你攻擊體制夠久夠力的話，他們就會把你收編進去。”

最後一句話是包可華說的。這位從1960年代初以來就以政治幽默小品持久有力地跟華府大人物對著幹的當代馬克吐溫，果然被上帝收編，與世長辭了。難以想像，過去40年來的華府，如果沒有包可華，有多少政客會得憂鬱症（他自己倒是與憂鬱症戰鬥多年）。“沒有比始於包可華專欄更好的一日之計了，打開晨報，開懷大笑一番，讓你體會到要認真對事，但是不要太在意自己。包可華就有本事以妙筆讓最壞的年冬回春。”美國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如是說。在肯尼迪家主政時，包可華和白宮關係其實還不錯。

包可華筆下呈現的是過去40年來有別於正史官史的華府春秋，提供了讀者另類人民記憶。包可華簡直是“偽造文書”天才，虛構大人物言行有如書寫歷史，處處皆能見出幽默，有時也頗無厘頭，令人啼笑皆非。其實搞笑版史記更能一針見血，搔中政客癢處。他夫子自道：“有人問說我的幽默究竟所為何在？答案是，平心頭之恨，我認為搞笑正是最佳報復手段。”看來，他和太史公也有異曲同工之處。

政客可恨之處，盡在不言中。我輩市井小民，對以公器謀私利或貪腐的大人物心頭不會無恨，但是罵久了也有礙身心健康，又不能天天天下圍城或烈火莫熄，如能多讀政治幽默小品苦中作樂，也符合西諺所說的“開懷為良藥”。包可華以幽默文字為安身立命之處，認真以對，堪稱筆鋒勝刀尖的歡樂英雄。比如說，多年以後，除了史家，人們對水門事件已不甚了了，但是讀那時期的包可華專欄，令人有如回到歷史現場（包式對話尤其精彩，例如尼遜說：“我不是騙子”）。將他的三十幾本文集排開來，就是美國幾十年來的歷史縮影。

我在六、七○年代──我們的新經濟政策年代──讀中文翻譯的包可華，也讀受包可華影響的搞笑文學，例如香港的三蘇。台灣的柏楊寫諷刺文學挑戰強人的忍耐限度，誰知臥薪嘗膽年代的強人卻無幽默感，遂因“大力水手”漫畫而流放火燒島。不過柏楊文字儘管有骨有刺，並不幽默，或不夠搞笑。台灣文壇可能悲情太久了，幽默文學其實並不發達。如今不文笑話時有所聞，但是比《不文集》差多了。當年本地帥哥作家李系德，以“有冇搞錯”專欄搞笑，無厘頭功力，一點不下於周星馳，結集出書也是humour conquers all。可惜李系德後來果然係得，當了大編輯，沒有效法小作家包可華寫個三十幾本幽默文集。事隔多年，不知馬華“快活谷”是否後繼有人。（寫到這裡，忽然想起，“有人”一族的陳翠梅不知為何沒有將Love Conquers All譯成“愛情後繼有人”。）

性在道德與法律邊緣

性，永遠是個敏感而復雜的命題。對人口眾多的大國如中國而言，更是如此。性是否只能做不能說？中國著名社會學家李銀河博士近來提出一些被認為較前衛的觀念與言論，就引起不同的反響，也引起社會不同的思考。

對于賣淫娼妓這類古老的行業，中國政府對其打擊一向不遺餘力。然而，與世界其他國家一樣，這個行業不會因為政府的雷厲風行而銷聲匿跡，可能只會轉到地下。而嚴重的愛滋病一直無法有效根絕，困擾著政府。據介紹，近年來愛滋病由性傳播途徑感染的比例有所上升，尤其是女性感染者，愛滋病正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傳播。公共娛樂場所從業人員被認為是愛滋病傳播的高危人群。

中國于1985年發現首例愛滋病感染病例。在1985年至2000年底的15年間，中國累計報告的發病和死亡人數分別為880例和496例，而2001年和2002年的發病和死亡人數分別為1千742例和716例，2002年病例則比2001年增長44%。

公開處理性犯罪引爭議


2003年11月，香港特區政府衛生署透露，香港已累計發現2千172人受愛滋病病毒感染。同年12月，中國衛生部和聯合國愛滋病專題組發布的報告顯示，中國有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約84萬人，其中愛滋病病人約8萬例，分布在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遍布社會各階層。2005年中國衛生部通報了愛滋病疫情數字，全國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有12萬6千808例，其中愛滋病病人2萬8千789例，累計死亡7千375例。

不知是否是為了防止愛滋病，還是中國深圳警方為了展現掃黃決心，以求立功，竟于2006年11月搞了兩場大規模的公開性犯罪處理大會，幾近游街示眾，令人嘩然。他們公開處理了近期抓獲的100名涉嫌操縱、容留、強迫婦女賣淫，以及路邊招嫖、派發色情卡片等違法犯罪人員，其中男性60人、女性40人。這樣的處理方式引起許多議論，有者認為真是大快人心，可以起到殺一儆百的阻嚇作用，有利淨化社會；但也有人認為這跟文革沒兩樣，以侮辱人的尊嚴來達到目的而不計手段，是警察又一起典型的濫用公權力行為。不少學者認為，這樣的野蠻執法為文明社會所不允。

也是性問題專家的李銀河就認為，中國法律的最大問題是聚眾淫亂罪：在私人場合下，兩個人以上的性活動，法律視為犯罪。她認為這是非常過時的，應該取消。成年人有處置自己身體的權利，中國若能像荷蘭那樣給賣淫女發執照，並定期給她們檢查身體，她認為這樣將更合理，不僅真正保護了婦女的權利，還解決了因賣淫而帶來的社會問題。

她把中國當代性法律分為兩大類︰強奸、奸淫少女和侮辱婦女這三項罪名是有受害者的性犯罪；聚眾淫亂、賣淫和淫穢品三項，是無受害者的性犯罪。

最近一條假新聞引起的討論，可謂眾說紛紜，事關一種“另類妓院”崛起的合法性。一則題為〈用充氣娃娃賣淫合法嗎？──“妓院”竟合法，警察奈何不得？！〉的帖子出現在網上，提及中國葫蘆島繁華地段中央大街驚現新型“妓院”，店老板收取一定費用，提供各種充氣娃娃，有的娃娃仿造當紅女明星的體貌特征，並提供房間，顧客可以將娃娃帶到房間內。該娃娃不但造型逼真，且能根據顧客動作發出相應聲音。老板表示，這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人們的追星欲望。這到底是否違法，當地警方對此束手無策。

李銀河表態，這應該算是正常的娛樂活動，而充氣娃娃也算是性活動的輔助商品，她覺得跟出租一個游泳圈差不多。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鄔明安則認為，根據中國的法律規定，賣淫嫖娼必須是在兩個人之間發生，人和塑料人之間的這種行為無法認定為賣淫嫖娼。但對于這種型態的經營手法，法律模糊恐怕不易解決。

去年11月中國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更以重刑來判決色情網站經營者。“情色六月天”網站老板陳輝以“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財產10萬元。隨即李銀河撰文認為，法院對陳輝的判罰“有違法律的公平”，並稱“中國還沒有走出性的中世紀”。她猛烈抨擊所謂的“淫穢品法”，呼吁有關部門“認真反省淫穢品法”，並且應該取消該項法律。

法不責眾有違法律公平


同時她認為“淫穢品法與憲法中的言論及出版自由相沖突”，因為淫穢品是言論不是行動，所以要麼“取消言論自由權，要麼取消淫穢品法”。此外，淫穢品法在中國已形成法不責眾的局面，“有100人在做同樣的事，只有1個人被判刑”，有違法律公平。

對于所謂換妻，李銀河重申從來沒有說過“換妻”，她強調的是“換偶”。二者區別很大，換妻是以男性為主體，女性為客體；換偶是既換夫又換妻，夫妻互為交換活動的主體和客體。她並沒有提倡大家都去換偶，只不過說，想搞換偶活動的人不應當被槍斃，按照中國憲法，他們原是有權利做這種事情的。中國刑法中的“聚眾淫亂罪”將所有3人以上的性活動規定為非法，而此法律已不再適用，這個法律條文與憲法保護的公民人身權利（其中包括性權利）有明顯的矛盾之處。因此，她倡導盡早改變，同時建議在法律改變前，換偶者可以用兩對分別在不同地點的方式規避，只要一個地方只有兩個人（無論他們是法定夫妻還是兩個個人），法律是不能治罪的。

換偶與婚外戀、包二奶的性質不同，她覺得換偶是男女平等的，也不違反婚姻道德；而婚外戀、包二奶一般是男性欺負女性，違反忠實承諾的。因此，“前者沒有道德問題，後者卻有道德問題。”換偶活動是少數成年人自願選擇的一種娛樂活動或生活方式，它沒有違反性學三原則（自願、私秘、成人之間），是公民的合法權利，而且換偶活動對社會無傷害。少數人違反大多數人的價值觀，並非就是傷害社會，它違反的是一元論的價值觀，卻不違反多元論的價值觀，因此不應當以傷害社會的名義去治少數人的罪。

在性觀念與價值多元化取向的今天，李銀河的大膽言論被認為是在顛覆社會傳統與保守的當權勢力。問題是，性應該掃在地毯下還是攤在陽光下，直到今天還是眾說紛紜。可以肯定的是，要打開性的神秘面紗，決不是一件輕易的工程，就如性是神聖的還是骯髒的，至今還有人搞不清，是一樣的道理。

永在懷念中：偉大的“神話破除者”賽胡先阿拉達斯教授

大馬資深學術─行動主義者賽胡先阿拉達斯教授的驟逝，令許多人大為震驚。對後殖民時期出生的年輕大馬學者和知識分子而言，賽胡先阿拉達斯教授可說是一名良師益友、公共知識分子的典範，當學術人員在需要以本身的學識來因應時代的迫切需求時，他是學術界的榜樣。他身為行動主義型社會學家的聲譽，並不局限於大馬，而是遍及全世界，包括北美洲、歐洲、阿拉伯、非洲和亞洲的許多地區。

和我同代的人一樣，我是在1980年代倫敦留學和執教時接觸到他的著作。在準備我第一堂亞洲去殖民化過程的歷史課講義時，賽胡先的著作是我的啟發和不可或缺的參考。以下他的著作是我仍推崇的：《貪瀆的社會學》（1968）、《發展中社會的學者》（1977），當然少不了他的經典著作：《懶散之邦的神話：有關16至20世紀馬來人、菲律賓人和爪哇人的形象研究，以及其在殖民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裡的功能》（1977）。

除此之外，賽胡先阿拉達斯教授的開路之作《懶散之邦的神話》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是其分析了“他者之邦”這以殖民地觀點為出發的刻板模式的建構形式，那是設計去吸引被建構的他者，而同時使被殖民者喪失能力和權力。從來沒有一位大馬學者嘗試做這樣的研究，因為需要多元的分析工具，包括社會學和歷史。來論述分析結果和種族資本的批評；也從來沒有出現類似的反效果。賽胡先阿拉達斯教授的著作不僅是在大馬情境下顯得獨特，且確是其時代的前瞻。

在《懶散之邦的神話》書中，他點出了多個研究政治歷史的學者不應忘記的重點：

首先，身分政治及種族類別，與族群刻板模式的建構從來都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根本上與（種族化）權力操作過程有關。

第二，殖民地體系需要一個由方便的“虛構工具”（借用薩依德的用詞）構成的道德托詞來協助，以便為這麼一個體系提供開釋。

第三，那樣的身分以及差異的永續化和再造，與種族化殖民資本主義的操作是同行的，同時兩者互相維繫，為此幫助塑造高度分化和不平等的“多元經濟”，這在許多殖民地是何其的普遍。

第四，在殖民資本主義深植入許多殖民地的差異化和分化主義的種族政治之後，是很難被連根拔起的，即使殖民者已經離開了，當地的菁英仍會照本宣科，以同樣一套的分而治之工具來維繫和鑑定他們的權力。

在同一部作品中，賽胡先阿拉達斯教授繼續闡明的最後一點，顯然在他尖銳地揭穿了一些大馬人的著作，如馬哈迪的《馬來人困境》（1970）中出現的種族化刻板模式後，而有所啟發。賽胡先揭露，這些由新一代領袖所寫的作品，展現了在大馬社會裡以種族來分而治之的殖民地時期思維，在後殖民時期仍可悲地盛行。他更為之悲嘆的是，即使在1970年代，國內的馬來種族─國家主義者領袖仍以殖民地的陳腔濫調和刻板印象──即馬來人是需要保護的“落後”和“懶散”族群── 來作為爭取特權和權力的基礎。

賽胡先的同事和學生，會銘記他是大馬其中一個批判學說的先鋒，即使“批判學說”這個詞在他的年代仍未風行。他大部分的著作和學術研究精力，集中的焦點都是傾向於批判性質詢，和解構許多不求變的舒適假設，即殖民期和後殖民期知識和權力規律的基礎所在；證明學術著作不只是具備社會和政治關聯，而是類似的批判思維也是有政治需要的。一如國民大學的諾萊妮教授所言：

“他的逝世，為馬來和馬來西亞學術文化及學術傳統劃下時代的句點。賽胡先阿拉達斯教授是一個享譽全球的社會科學家，他主要研究馬來社會、文化和政治。他曾是一個馬來政治文化的激烈批判者──用上“bebalism”（即指不求變，即使給予了正確指標，仍死不悔改的心態）此概念來形容馬來學者和政治人物無能力去處理和面對快速的社會轉型、現代化、文化轉向和“西方化”的趨勢與挑戰。同時他也激烈地捍衛馬來社會和文化免受‘殖民地有關懶散之邦的觀念和觀點’所損害。”

亞洲另一盞明燈熄滅了。

守點捨面：美國撤兵之道

英國廣播公司 (BBC)日前公布的民調顯示，全球對美國外交政策的觀感大幅惡化。兩年來，不認同美國對伊拉克政策的受訪者達到近四分之三，超過三分之二認為美軍駐紮中東弊多於利，49%認為美國在國際間大多扮演負面角色。布什總統當然要為此負完全責任。

布什也為此負出重大代價。國會易主、共和黨拱手讓權，連黨內同志都不再挺他，遑論其民意支持度迭創新低。但是，布什並未為此轉轍，他沒有接受伊拉克小組的建議，並反其道而行增兵伊拉克，面對每日伊境更多美軍死傷的新聞凌遲，和國會唱反調通過的決議，他強悍地反彈：“要他們（國會）提出行得通的計畫”。總統不能傾聽將領意見、決策建議和國會的民情反映，一意孤行，莫此為甚。

執行最佳決策，既是總統身為三軍統帥的權力，也是責任，布什竟要國會提出可行辦法，未免流於情緒。不過，新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隨即突訪巴格達，會晤馬利基總理，實地考察伊拉克情勢，不啻立即作了回應，顯示國會準備接手主導伊拉克大局。

因此，府會都亟於找出什麼是最佳的撤兵之道？棄守，當然是災難；繼續增兵，陷入敵人泥沼、重演越戰經驗，依然是災難。布什無策，國會可有妙方？且借箸代籌，答案在守點捨面，形成多數優勢，既保戰果又可撤軍。

也就是，美國要放棄照顧伊拉克全局的決策，因為盟軍相繼抽腿，即使派百萬美軍也掌握不了一個廣袤、有敵意的國度，反而徒增死傷；這個工作，交給伊拉克政府做，支援其軍警訓練，而不參與境內戰鬥任務。但是，美軍要嚴防守好大巴格達地區及其關聯道路，尤其要確保巴格達機場的空運暢通，以便兵員快速馳援；另外，重要產油地點，也戌重兵防守，以穩定油產，藉其收入支撐親美的伊拉克政權。

這樣形勢顛倒後，美軍在點的集中部署，乃形成多數優勢，使多餘的兵力可抽調回國，以符民意，也可緩和政治緊張。另一方面，布什也完成他的志業：尖刀插入中東、駐軍伊拉克、建立親美政權、掌握油產區，使他獲得歷史評價，並改善國際觀感。

美國想要全面統治伊拉克、施行體制改造、推行民主，如二戰後的日本一樣，絕對不切實際。華府必須實事求是，既穩住出兵戰果，保留駐軍，繼續發生影響力，也要見好快收；切忌用薄弱的兵力固線護面，落居相對少數劣勢，陷入敵人的泥沼和消耗戰，那就永無善了機會。當前，只要穩住馬利基總理，保持巴格達政權親美，既有美軍重兵相脅，又有金錢權力相誘，掌握傀儡並非難事，美國經驗甚豐。捨此不為，寧有他途？

政治協議和內線交易

在健全的自由市場中，法律嚴禁掛牌企業股權易手時，有任何內線交易，目的不外是要控制濫用第一手資料買賣股價飽私，保障勢力較弱的小股東及廣大公眾投資者的利益。

大部分的自由市場都立法嚴懲介入內線交易者，並且施以牢刑，可見其嚴重性，是許多民主管理的社會所不能允許的。公眾道德標準是極度痛恨內線交易，尤其是有政治勢力介入從中牟利，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近期被定罪入獄的總統女婿趙建銘。

人人都有貪念和權力狂的傾向，因此體制必須建在透明化的信念上。只有通過嚴厲監督個別領域的操作，才能有效地控制濫用職權的弊病，建立民主社會。既然自由市場操作如此顧忌缺乏透明度的內線交易，那麼社會又如何看待政治工作者的另一類“內線交易”呢？

許多國內的政治人物大談“政治協議”，不加以追究所謂“政治協議”的社會道德涵義。它是否可以被接受為合情合理的道德標準呢？我們是否必須對政治工作者持與公司董事同樣（或更高）的透明度和道德要求呢？

這裡所說的“政治協議”不是指對立社群、族群或國家之間，對各自群體利益達致的公開群體政治協議，而是政治領袖之間在分配各自權利、既得利益時，達致個人之間的“政治協議”。有關分配領袖個人職權的“政治協議”，只是分配領袖間的權利，和群體利益拉不上關系，那麼基層黨員、成員的利益，又在個人領袖之間的協議中佔有何等地位呢？政治領袖在談判分配各自的職權時，往往以黑箱作業方式達致協議，基層無法直接參與，類似大股東在做“內線交易”，罔顧小股東的權益，剝奪了基層黨員干部民主決策的基本條件。基層必須有透明的第一手資料，才能判斷高層政治領袖在自我分配權利時，是否出賣了基層決策的民主權利。

令人尋味的政壇怪事中，不透明的權利、經濟利益分配的內線式交易，也是造成執政成員黨黨爭的主因；換句話說，那是朋黨主義（cronyism）在作祟。黨高層領袖常為分配官職和經濟利益，無法達致協議，或一方“背叛”協議，而造成另一方必須勞師動眾，號召基層斗爭，把不必要的精力和資源消耗在無謂的黨爭，這和爭取群眾權益的政治道德背道而馳。

在野黨既然沒有經濟利益分配給高層領袖和基層黨員，也就是說沒有朋黨主義的生存空間，那又是什麼形式的利益沖突，造成黨爭連綿不斷呢？依據目前國內的政治局限，在野黨領袖也只能以大選的候選人委任狀為餌，當作牽制黨員干部效忠的籌碼。如此的利益分配是少得可憐，但為其爭得面紅耳赤，背叛民主原則和戰友，寧可向領袖折腰者，豈不是可憐蟲嗎？

政黨內線交易實際上摧殘組織，造成高層領袖被庸才所圍繞，或可稱為政治“小丑主義”（clownism）。小丑主義造成領袖、基層間矛盾激化，政黨行政裹足不前，猶如一個老招牌公司，無法走向藍海。

政治領袖以內線交易方式分配權利，以攻擊假想政敵為條件，交換上位的甜頭，實際上嚴重打擊了民主決策必須透明化，基層直接參與權被剝奪了。雖然國內沒有法令嚴懲政治內線交易者，但任何政黨的操作都必須更透明化，堅守民主決策的原則，不要把精力和資源消耗在無謂的黨爭，積極爭取群眾權益，那才是馬來西亞人民之福。

我的MV

從兩則對白談起

話說有一中年婦人，一天氣急敗壞地見心理醫生，以下是他們之間的對話。

婦人：醫生，醫生，你一定要幫我，我的丈夫以為自己是一隻雞！

醫生：哦？有這種事？他甚麼時候開始以為自己是一隻雞？

婦人：從我們結婚開始，他就是這樣了。

醫生：哦？那你為甚麼不早一點來找我幫忙？


婦人：唉！因為那時我們需要雞蛋啊！


第一次聽這對白，覺得好笑。後來有幾次回馬，竟然聽到類似以上故事的對白：

Ａ：大馬貪污濫權的問題嚴重得不得了，大馬的大道好像大盜，政治人物貪得無厭，除了大選時來找你，平時為人民做過甚麼好事？

Ｂ：他們是甚麼時候開始變得這樣的？


Ａ：甚麼時候開始？一直就是這樣，而且越來越嚴重。

Ｂ：那你為甚麼大選還投他們一票？


Ａ：因為我們需要他們為我們做事啊！


我相信有不少人以為第一則好笑，第二則沒有甚麼不妥，雖然二者神似。對白可有不同解讀，我則認為它揭示獨立思考之大忌：當局者迷，以熟悉為正常，以自我為中心。

在這種思考盲點之下，第一則對白是笑話，第二則卻不見好笑。這種例子，現實不乏其例，比如不少基督徒不覺得在“只能”訴諸聖經的情況之下，反對這反對那，對社會大眾進行“道德”訓話，有甚麼不妥。可是一旦一些伊斯蘭教徒在只能訴諸古蘭經的情況之下，限制社會大眾的穿著與生活，他們就覺得不可思議。反之亦然。

同樣的，有宗教信徒堅持科學教科書不能只提進化論，還必須提創造論，在講解進化論時，也講神創造世界，以示“公平”與客觀。說這種話的人，十之八九不是回教徒就是基督徒，他們覺得這叫公平與客觀，沒有甚麼不妥。可是這叫“公平客觀”嗎？真要公平客觀，科學教科書還應提佛教的緣起論，還有興都教徒對世界由來的解說，還有印弟安人的創造論也與穆斯林基督徒的不盡相同，都不應錯過。否則，憑甚麼說“公平”與“客觀”？我懷疑，那些喊公平與客觀的人，堅持科學教科書必須提創造論的，有多少個不會反對把全世界所有宗教對世界的源起解釋都加在科學教科書裡？這現象說明了甚麼？

殊不知有多少人的不公平是意指其權益受威脅，但自己傷害別人權益，或他人權益受損，他卻沒有一點“不公平”的感覺，甚至還以為“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嘛”。太多人傾向於把自己相信的當做唯一與絕對真理，他們沒有能力設想異己也一樣以為自己擁有唯一與絕對真理；至於要他們明白異己在認定自己絕對正確的情況之下亦可能錯誤，而自己如今堅信的也很有可能未必正確時，就更難了。

一個自由的靈魂，不能沒有原則，但必須開放，要有存疑的厚道（give your opponents benefits of the doubt）：假設對方可能正確，懷疑自己或許有錯；從這大前提出發談論問題與交流。固執己見，故步自封，靈魂難以自由。

避免經濟發展大起大落

中國升幅逾倍的上海A股股市，可謂2006年全球風騷最勁的市場之一。為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稅率，中國在2006年最後一個星期推出的企業所得稅法草案，更使中國民眾對股市和國企產生新的憧憬，完成制度變革的中國A股市場，正成為全球投資者的聚焦點。然而，本月上旬閉幕的中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努力避免經濟發展的大起大落”列為首要任務，顯示中央領導層的關注點。而造成如此謹慎的態度，原因之一無疑是面對人民幣升值的中長期預期，充裕的國際熱錢通過香港購買人民幣資產的熱潮持續。

毫無疑問，中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制度變革外部推動等眾多因素共振，促成了A股市場今年的牛市行情，但同樣不可忽略的是，中國高達15萬億人民幣的居民存款以往缺乏投資管道，和國際熱錢對人民幣升值的中長期預期，是推動牛市行情非常重要的因素。

從去年7月21日實施匯改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幅度逾4%，但中國外貿順差一直居高不下，外匯儲備迅猛增長，迫使央行被動投放大量基礎貨幣，導致市場流動熱錢非常充裕。5月份的全球股市結束調整以來，香港國企指數漲幅跑贏全球主要市場指數。由於港幣與美元之間的固定匯率制度，以及中國嚴格的資本管制制度，國際資金買入H股已經成為坐享人民幣升值利益的合理通道。

北京領導層對經濟發展的前景態度審慎，一方面頻頻出手實施宏觀調控，但投資規模過大、信貸增加過快、貿易順差過大，投資和消費比例失調的結構性矛盾依舊突出；另一方面，全球經濟變化的眾多不確定因素正日益影響中國的金融穩定和經濟發展，當局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採取的溫和措施，使得國際熱錢對人民幣的升值預期更為強烈，而中國持有的逾萬億外匯中，高達70%的美元資產則同樣受到美元貶值的影響。

只要人民幣升值預期不改，國際資金就不會放棄追求人民幣資產。然而，國際熱錢既能載舟亦能覆舟，從泰國採取強硬措施抑制泰銖升值可以看出，大多數亞洲國家不願承受過大過快的升值壓力。而中國政府在匯率問題上也一直處於兩難境地，讓人民幣大幅升值，雖可以加快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卻可能導致外匯儲備中的美元資產蒙受重大損失，同時可能引發國際熱錢在達到推高人民幣資產的目的後撤資走人，造成中港股市動盪。但如果堅持目前人民幣小幅緩步升值的做法，國際熱錢將繼續發酵人民幣升值預期效應，在中港股市興風作浪，同時，對美國的巨大貿易順差則無法解決，可能招致雙方更為激烈的貿易、政治磨擦。泰國最近實施金融管制措施的教訓亦顯示，如果北京領導層堅持要讓指望人民幣大幅升值的國際熱錢失望而歸，國際熱錢完全可以選擇快速撤離香港股市，進而對中港的金融穩定造成衝擊。

此外，必須看到，中國證券市場和金融領域的許多深層次問題和結構性問題尚未解決，與成熟市場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尤其是上市公司的整體素質不高。中央領導層要為民眾的巨額儲蓄創造新的投資機會，將加快H股回歸A股市場的進程，無疑是為內地熱錢分洪的途徑。但在沒有投資經驗的民眾紛紛加入股民行列下，股市的任何大逆轉，可能引發的衝擊將絕不限於金融領域。

面對高達15萬億的中國居民儲蓄向股市大“搬家”和國際熱錢持續流入，中國要避免經濟發展的大起大落，就必須高度重視如何應對國際熱錢圍繞人民幣升值問題的翻雲覆雨。尤其是隨著中國在世界經貿的江湖地位日益重要，開放外匯管制、實現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只是時間問題，如何根據自己的利益安排合情合理的時間表，是相當棘手的考驗。即使目前外匯管制仍維持，如何嚴防無法自由離開中國的國際熱錢在內地股市、樓市或其他市場的東流西竄，造成衝擊經濟的正常秩序，同樣是中共領導層需要應對的難題。

台灣的聖誕很政治！

聖誕節本質上都非政治，但台灣卻是舉世唯一的例外，儘管現在距2008年3月大選還有一年多，但台灣的總統大選熱身賽已利用聖誕假期的各式各樣活動開始了。這是好大一場混戰，最後誰會是贏家，要說得準還早得很啦！

2008年大選會特別提前熱身，不是沒有理由的。第一，國民黨黨主席馬英九的台北市長任期到12月23日（星期五）為止，25日起，他成為專職黨主席和 2008大選的國民黨準候選人，當馬英九已上了跑道，民進黨當然不能落在人後。第二，12月9日的北高市長選舉，民進黨當敗卻未敗，在某個意義上甚至可說是小勝，因而不但擋住了過去一年多的頹勢，還打紅了士氣，於是一場新的反擊遂在選後全面展開。民進黨以搞群眾運動的方式打國務機要費案，不但持續扣檢察官紅帽子，也利用吳淑珍的不支送醫來抨擊主審法官“沒有人性”。這一波反司法的群眾運動式搞法，其實不止是要幫陳水扁夫婦脫罪而已，更重要的是要藉此來抹掉民進黨政權的貪腐形象，為2008製造有利的情勢。在這種大反擊的氣氛下，民進黨的要人們，包括游錫、蘇貞昌、謝長廷、呂秀蓮，當然必須提前卡位，俾及早搶到有利的戰略位置。

民進黨行情上漲，四大天王卡位


於是，今年的聖誕氣氛自然變得非常政治。高雄市前市長謝長廷雖在台北市長選舉上落敗，但他在國民黨的地盤卻得到破紀錄的高票，儼然成了民進黨的英雄，行情看漲，落選當日，即已有群眾高呼“選總統”。聖誕前夕他到高雄參加聖誕活動，支持者的“謝總統”呼聲即不斷。而行政院長蘇貞昌利用假期巡視，當然也是“蘇總統”的叫個不停。民進黨黨主席游錫前陣子行情低到不行，如果北高市長雙敗，他幾已注定出局，但因贏了高雄，他的氣勢又旺了起來。至於呂秀蓮當然不甘雌伏，找了韓國電視劇《大長今》作者柳敏珠代筆《世界之女呂秀蓮》，也搶在此時出版，宣稱目前有12國是女性元首、13個女性副總統，擺明了要競爭大位之勢。

因此，目前的民進黨在憋氣了一年多後，現在又進入了信心上漲期。台灣話說一個人趾高氣揚為“走路有風”，此刻的陳水扁由於阻擋了頹勢，早已不再彈什麼“權力下放”，而是又再“走路有風”了。因此，儘管民進黨內蘇、謝、游、呂在爭，到了最後關頭，恐怕還是要陳水扁說了算。

根據目前的趨勢以觀，由於蘇貞昌佔住了行政院長這最好的戰略位置，可以藉任免官員來厚植實力，也可以藉分配預算而收編各路人馬，因而在大家集體狂弄中，仍最佔上風。就在最近，他推出金融機構人事調整案，這是為掌控財金資源鋪路，他為爭奪大位的佈局可謂已經展開了。儘管蘇貞昌在兩岸問題較有彈性，因而被稱 “蘇修”，像李登輝及急獨派甚為含恨，不過台聯的沒落已為大勢所趨，李登輝雖企圖“揚謝抑蘇”，但功效不大。這也就是說，截至目前，蘇的上風似乎可確保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國民黨缺乏鬥性，總統之路多變


相對於民進黨，國民黨的形勢卻艱苦而危險多了。

馬英九在2005年“三合一”選舉大勝後，的確如日中天。但這次北高選舉當勝而未勝，他走順風船的階段已告一段落。這次北高選舉，親民黨的宋楚瑜已正式出局，但藍營反而變得更為詭譎，長期潛伏在國民黨內部的“當權─本土”之矛盾，反而有公開化之虞。這也就是說，馬英九和王金平在北高市長選舉後，確實已有漸行漸遠之勢，最近王金平放話稱，國民黨候選人不一定非要馬英九不可，其意向已明。根據圈內人透露，李登輝似乎也在考慮運作“王謝配”、“王呂配”之局，一旦情勢走到這個方向，馬英九的大選之局難免出現致命性的弱點。

其實，任何人由北高選舉中國民黨當勝而未勝，即可看出國民黨有著極大的問題：

國民黨過去長期執政，它的人才出頭管道都是“學官體系”，擁有外國學位加上有點淵源，即可一路順遂。這樣的人才出頭管道，使得國民黨的當權人物一方面缺乏群眾性，也使得他們不能和民意代表水乳交融。而最致命的，更造成了國民黨重要領袖皆缺乏旺盛的鬥志和企圖心。這次選舉的國民黨主角，包括馬英九、郝龍斌、黃俊英，都是這種“學官體系”的人物，在面臨敵對性極強的選舉時，即無法帶動出攻勢，反而淪為守勢，國民黨當勝未勝，其實是咎在自己。

國民黨由於缺乏鬥性，因而無法在相鬥中形成思想──我們不能疏忽了，幾乎差不多的思想都是打筆戰打出來的這個事實，當然也無法在相鬥中凝聚士氣的團結。長期以來，國民黨都是在守而非攻，國民黨的政治主張也多半缺乏新意，甚至還經常拾民進黨的牙慧。馬英九一度以形象取勝，但特別費一陣亂打，他的形象資產大幅削弱，將來還有什麼新資產實讓人懷疑。反而是它內部的矛盾趁勢而起，有禍起蕭牆之虞。國民黨內，馬英九與王金平的裂痕、馬英九與連戰的微妙關係，其實目前尚未表面化，而一旦表面化，即會對國民黨造成毀滅效果的危機。

因此，今年的聖誕很政治，台灣的藍綠雙方已為大選拉開了序幕和陣勢。未來這一年──估計到了明年7、8月間，雙方的候選人即可出爐。民進黨表面看起來亂，但由它過去那種“在鬥爭中團結”的傳統，它的問題其實並不如人們以為的那麼嚴重。真正讓人擔心的，反而是經常“在鬥爭中分裂”的國民黨，這或許才是馬英九在2008年之前的最大難關！

不容往事盡成煙，章詒和寫下千古絕唱

章詒和（以下簡稱“章”）的成名作品《往事並不如煙》，描述的是中國大時代裡一群知識分子的際遇。她以細膩的筆觸、獨特的視角與溫厚的學養，將“文革”的血雨腥風、恩怨情仇以及人性的幽微曲折描寫得深刻動人。其後，章詒和又寫下了《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和《伶人往事》，掀起了近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熱潮，以及許多海內外知識分子的關注。星洲日報集團總編輯蕭依釗（以下簡稱“蕭”）和她對話，探討書中那一段歲月留下的點滴痕跡、寫作的初衷和書本出版後引起的極大迴響……

蕭：您無心當作家，只想把父輩的故事寫出來，最後卻成為知名的作家，作品寫的都是父輩的故事。您是和淚而作；讀者是噙淚而讀。在那個時候，中國大陸為什麼會發生那樣的政治運動？

章：這是自毛澤東去世以來，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以後，長達二、三十年裡，一個被大陸學界、政界、知識界和文教界，以至有頭腦的學生、關心中國未來的、有政治責任感的、希望中華民族擺脫政治獨裁和窮困的老百姓普遍思考的一個問題。其實這並非一個非常特殊的問題。之所以普遍，可以說是自1949年到毛澤東逝世，長達數十年時間裡，持續不斷的政治運動，每個家庭都受到波及、影響和迫害等等。幾乎中國每一個家庭都為毛澤東的政治錯誤付出了代價。

這個政治錯誤就是指政治運動。大陸有很多作品都有記載政治運動是如何發生的，我個人認為有一定深度的作品是何方先生的《黨史筆記》。

何方認為政治運動並非開始於1949年，而是1942年的“延安整風”。他說，毛澤東確立了自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以後，就開始持續不斷地應用這個運動確立個人權威、統一異者及思想。這是讓所有人服從於一個人的最好方法。

極端人治帶來無窮禍害


蕭：如果請您用最簡單的詞語來總結“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您會如何總結？

中國至今未能徹底檢討和反省這兩場政治運動，因此我們仍在中國及海外華人世界，包括馬來西亞華人中，看到了文革式的言論。

章：我覺得最深刻的教訓是極端人治的結果。一個人就能夠搞那麼大的一場浩劫，一個人就使那麼多人受到迫害，一個人使那麼多家庭破裂，一個人就鏟除完畢社會菁英階層，一個運動可以使最珍貴的文物變成灰燼。可悲的是，國民服從這種人治。即使有反抗，採取的是無言的反抗，包括自殺，但是作用微乎其微，事情結束之後會被重提。當初包括像老舍投湖都是一種反抗，拒絕繼續受辱，用自殺來保持自己最後一點點的尊嚴。

但是，終止這個運動在當時是沒有辦法的，而現在唯一的辦法是我們必須結束人治而走向法治。問題是，在中國，這個階段還沒完全結束，完全徹底的法治階段還沒有真正到來。

不過，比較欣慰的是，現在的中國已經沒有人能夠像當年的毛澤東那樣，再掀起這樣的運動。現在推進了許多，中國的立法也在努力的去做，但人治階段還沒有完全結束，所以人民關心政治，就得關心誰是省委書記、地委書記。這和西方誰當總統沒有關係，那是靠法治，總統有錯誤可以通過選票反映來矯正國策。這在中國還遠未達到。

中國的民主體制究竟是什麼樣，還需要中國人的智慧去解決，肯定的是，它不能是完全照搬美國的那一套，畢竟民族文化傳統不一樣。

面對死亡和痛苦的悲涼


蕭：您筆下的人物際遇，讓人覺得悲涼；但您自己說“像發黃的一片葉離開老樹而飄落，而這樹早已是無花又無果了”，這句話同樣讓人覺得悲涼。

章：很多人都問過我這個問題，說接觸我和看書是兩個不同的形象，說我本人是非常的爽快開朗，有男人的氣概。這和我父親的影響有關，他十分慷慨大度，這是他非常大的特點。他身在第三黨，周旋於國共兩黨之間，如果心胸太狹窄，第三勢力就沒辦法生存，因為那兩個黨是有槍桿子和軍隊的，第三黨就是一群文人，所以必須慷慨大度，左右兩派的人都能做朋友，借助於雙方的周旋和拉攏，以達到第三勢力在政治上的目的。這個我可能接受我父親的影響多一點，就是在做人和性格上比較開朗。這也讓我能渡過牢獄的生活。

我的悲哀是1957年以後開始，就是傳統上說的命不好，不停地受到政治迫害，從1957年一直到文革，之後的1989六四，但我在政治上始終保持自己的看法，不輕易改變政治立場。如果事實教訓了我，那麼我可以矯正，如果沒有，我還是堅持，所以很難和某些官方的主流意識形態取得認同。在中國，如果你不能去應和投合主流意識型態，你的日子就會有些麻煩，這不必多解釋。

那些終日相處的父輩親人都陸續走了，繼而又目睹很多慘烈和死亡。我在監獄裡曾從事一項工作，就是埋犯人屍體。慘不忍睹，痛苦無告，而你愛的人和愛你的人都先你而去。

所以我說，我的作品都是寫給天堂的人，他們和死亡在一起，生者就很悲涼了。

活下來的人有責任發聲


我為什麼會寫《伶人往事》，就是因為第一本書太痛苦，人要稍微緩和一下，總不能一拿筆就伏案而泣，還哭出聲音來。

寫《伶人往事》是聯繫著我的專業，寫唱戲的輕鬆一下，但後來發現也不是那麼一回事。我發現又和自己的經歷與個性聯繫了起來，眼淚又流了下來。

這是一種狀態，這個狀態來自於經歷。

蕭：面對這樣的情況，普通人需要宗教力量扶持，像你這樣必須靠自己，可見您的意志很堅強。

章：親人前輩沒有來得及說一句話就走了，我必須活下來。我們是不是應該出一點聲音呢？聲音大小沒關係，總要發出一點聲音，所以我說每一個人都應該寫。

我之前接受採訪時說，比我知道內情的人很多，中共高官也好，大陸民主黨派的一些負責人也好；關於第三勢力的情況，關於中共內部情況，很多人比我知道的多，但他們都不講，最低限度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遺憾的事。這個民族的健忘症和我們的長期沉默相關。

蕭：由此可見，您是個意志十分堅強的人，一般人可不能像您一樣堅強。

章：我覺得華人很有韌性，和歐美、日本人很不一樣。像日本人，當他們痛苦時，會用自我了斷的方法來了斷愛、恨、情，乃至工作中的煩惱。這也是一個挺令人驚愕的事。我們這個民族是在於韌。但韌不是忍受，當然也必須承受，但在承受中不要違反自己的意志，去做你覺得應該做的事。

現在大陸很多人在說體制內的人如何，體制外的人怎麼樣，我覺得中國國情極端複雜，不能用體制內體制外來劃分思想情形，其實體制內的人也有做得很不錯的，例如劉君明、梁志平等人都是體制內的，和我是同事。

政府查禁，事實封不住


蕭：您的成名作《往事並不如煙》，在中國大陸成為暢銷書之後，卻被當局封禁。有人為當局的查禁行為辯護說，您的回憶是片面的，對一些人的描寫並不公平，這些人的後代向當局告狀抗議，才導致當局查禁您的書。

章：查禁方法是把市面上的貨賣完了，就不準再印，當局是以這種方式讓書本自行就結束，所以造成盜版很多，估計有120萬到160萬。我對盜版沒什麼看法。但書籍以低廉的價格普及起來，是當局意想不到的。其實還不是中共當局查禁，恰恰就是我涉及到的書中人物後代，由於他們都是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常務副委員長後代，副委員長是屬於國家領導級，他們沒有通過法律途徑指我抵毀和誹謗；我曾對律師說，如果我有抵毀誹謗和造謠，我願意和他們對簿公堂。我這個人就是不怕打官司，因為一輩子都在跟管制、裁定、押送、宣判等中國法律行為打交道。我不怕打官司，但中國老百姓特別怕打官司，怕丟臉、要花錢，而我不怕。

兩個副委員長的故事我並沒有寫完，如果要繼續寫還有得寫。我對他們是夠尊敬的了。以胡愈之為例，他在抗戰中的表現、後來在新聞出版業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學界所公認的。

關於郁達夫之死，胡愈之文章的解釋恐怕是最權威性的，我也看了。胡先生和我們私交一直很好，他在1957年以前對羅隆基和章伯鈞是非常好的，民盟中央曾經有人提過意見，指責胡先生對章和羅兩人太好了，這不是我講的，但我有文字材料為據，不過我都沒寫。1957年以後，卻180度轉變，天天在罵章和羅兩人，我寫的恰恰是反映這一段事實。

到了1980年，中共官方給55萬右派改正的時候發了一個文件，中央級保留了5個右派，按順序是章伯鈞、羅隆基、楚安平、陳仁炳和彭文應。當時的胡愈之，一看到就火了，找到中央統戰部，質問：為什麼章和羅兩人的問題還不能解決？為什麼這5人都是民盟成員？這是他在80年代的反應態度，和之前很不一樣。

我沒有寫到這一段，因為它不在我選取的時段裡，而且我還知道胡先生處理民盟許多日常事務的表現，我並非造謠，有材料為證。我都沒有寫。

傳記應該包含正反兩面


看傳記，一般來講都要看西方的，西方傳記的水平高。西方的觀念是一旦是個人物，他就是公共資源，不為家族後代所獨有的，任何人都可以取用。名譽權只限於生者，你活著我寫你，若歪曲，我們兩人可以打官司，一旦你死了，你不再享有。

在西方觀念裡，傳記如果稱為大傳，應該是很完整的。什麼為完整？光有優點、長處、功績，不叫完整，包括他的性情、癖好、習慣、情調、私生活、隱私、惡習、錯誤，還包括罪惡。他一定要這樣合起來，包括人的兩面加起來。西方大傳一定是這樣，中國的就不行，只能說好的，否則家屬就會找你麻煩。

他們沒有起訴我，只是不斷的寫信告到中央統戰部。這本書被禁起源於中央統戰部，不在於中央宣傳部。

話說到一半就別說了，本來胡先生我還可以寫，但家屬都鬧成這樣，那我還寫什麼？

不朽，事關身後事


蕭：作家們都想寫出不朽的作品。您認為，要成為不朽，應具備什麼條件？

章：不是你想不朽就不朽，這個時代在中國，是拒絕深刻、拒絕不朽、拒絕經典的時代。這個時代追求的是好聽、好看、好玩。

在這個大環境下，作家只要能夠堅守文學是關係到人的靈魂和心靈這一點，已經是很好的了。朽不朽是以後的事。不朽是要經過自然的選擇、歷史的積澱、社會的認可，很多因素的共同作用，而且是一種身後事。

蕭：目前在港台，尤其是香港，報紙根本沒有文學園地，台灣也越來越傾向短文，只有中國作家才能寫長篇。

我覺得中國文學的發揚，很大程度還是要靠中國的作家，中國整個制度也才能養這麼多的優秀作家。另一方面，中國的美女作家表現就很奇怪，比西方的還前衛，為什麼呢？是不是文革把所有文化道德傳統都擊潰了，使到新生代發展出自己的一套價值觀？

章：是的。這牽涉到價值取向問題，還有你為什麼活著？你怎麼活著？你願意以何種方式活著？這牽涉到根本問題，表層的問題是太想成名、急功近利。然後以文字為生的人，就選擇一種最迅捷的途徑，這就不靠文字的功力了，而需要別出心裁，包括用身體寫作，不在乎名聲的好壞。

國家認同，不能與政權等同


蕭：龍應台最近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講，出席者問她是否仍視中國為其“祖國”。龍應台答稱，“中國的文化是我的祖國（motherland），但目前這種政權統治的中國絕對不是我的祖國”。因為一個不尊重她所珍視核心價值的國家，她不能接受為“祖國”。她的談話在華人世界中引起議論。您怎樣看這個問題？您贊成 “文化中國”的說法嗎？

章：我懂龍應台的意思，我覺得她其實是一個就文化而言，另一個就政權而言，本質的差別是在這。她珍視的是文化中國，她不認同的是政治中國。龍應台也好，余英時也好，他們有權力這樣講，因為每個人無論面對一個人還是千萬個人，你要表達的東西都必須是真實的，而我認為她所表達的是真實的，尤其是在哈佛這種場合。我一點都不奇怪，合乎她所接受的教育，也合乎她一貫的表現。

蕭：批評龍應台的人是不是把政府和國家劃分不清？

章：對，這和中國的長期教育有關係。什麼叫民族？什麼叫國家？那就是一個中國共產黨，黨國是一個概念，黨取代了一切。然後我們要一直感謝毛澤東，他老人家來了，我們才有中國，才有好日子。這是我們50年來一貫的教育，現在好一點。

我們也有水災、風災、旱災，需要救濟，依賴政府是不夠的，也要發動所有的公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但中央電視台報導，這些救濟品如棉衣、冬衣，新的非常好的送到災區以後，災民第一個就是感謝共產黨。我聽了就不太舒服，因為我不是共產黨，我覺得應該感謝每一個肯伸出援手的公民。這不是共產黨做的。

先把話說清楚

若要有效溝通與對話，必須儘量用語清晰，語意不清或說話含混籠統，可能有兩種結果：一是對方不知你到底要表達甚麼，結果無從對談；二是大家對同一用語有不同理解，卻又以為在談同一件事，最後難免各說各話，難怪誤會更重。無論前者後者，均屬不幸。有關前者，我舉例示範，康德在《純然理性限界內之宗教》第一版之前言如此開頭：

“就道德是建立於人作為一自由而又同時透過其理性自我制約於無條件的律則之下的存有這一概念而言，它既不需要人之上有另一存有這一觀念去使人確認其義務，也不待律則自身以外的其它動機使人踐行其義務。”

除非你對康德哲學有所涉獵，否則你知道康德到底在說甚麼嗎？縱使你對康德思想有所理解，如此連續44個字才一個逗點的句子，一口氣念完還能繼續正常呼吸已經大幸，哪還有精神去理解？如果我們連一句話到底想要表達甚麼都不知道，怎麼可能對這句話有甚麼意見？換句話說，如果你連對方說甚麼都不明白，憑甚麼說他說得對或錯，或你贊同或反對？

語意籠統，有如雞同鴨講。不知所謂算是大幸，至少大家知道自己不知道對方在說甚麼。最不幸的還是大家自以為了解彼此的意思，但事實上卻是在談不同的概念，這才麻煩。為要避免語意含混的問題，必須將語詞加以定義，如此至少能在一個共識基礎上對談。

創造論與進化論的對談，一般難有結果，在於談論者對創造論與進化論缺乏明確定義。許多人以為彼此勢不兩立，粗糙地以為進化論等於說人是猴子變的和神不存在，而創造論則等於神在6天內造人又造世界。但如果我們能明確地定義各種創造論與對創造論的詮釋，了解不同的學者在各別領域如地質學、化學、遺傳學、天文學等論進化論的差異，彼此未必絕對勢不兩立。

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單就基督教的創造論就可以有不同的詮釋，至少聖經〈創世紀〉就有兩種不同版本的創造論，一是在〈創世紀〉第一章，另一則是其第二章。很多人以為第二章的創世記錄是第一章的重述，其實如果我們仔細考察創造秩序，就會輕易發現兩者有明顯差別。如第一章論神在第三天造植物，第六日造人之前先造動物，可是在第二章的創世論卻是造人之前大地沒有植物，造人之後才造動物。一本聖經就記載了兩種不同的創造論，表示一個大傳統內兩種小傳統的神學差異，這是許多談論創造論的宗教人士自己都忽視的。聖經〈創世紀〉的創造論是談論“神學”還是“歷史”？還是兩者都是，抑或兩者都不是？如果是“歷史”，哪一個版本的創造論才是“歷史”？或兩個都不是，但不可能兩個都是，否則就違反邏輯的基本原則──排中律（the law of the excluded middle）。如果有人堅持那只是同一創造論的不同敘述，而非兩個不同版本，則必須解釋如何處理之間矛盾，否則就違反另一邏輯原則，即不矛盾律（the law of noncontradiction）。由此可見，創造論與進化論之間的辯論，恐怕還必須在大家釐清各自理論之中的差異後，才進行之間對話。否則，恐怕由於各造對各自與彼此用語概念過於籠統，糾纏於無謂歧見，越扯越遠，無能落實對話的意義。

職是之故，在對話與判斷之前，沒有甚麼比先弄清定義，先把話說清楚來得更重要。

中國需要更多的寬容

在海內外享譽極高的中國哲學思想界領軍人物李澤厚，最近傳出去年在中國社科院推出首批學部委員時被院長陳奎元認為“不符合政治標準”而落選。此次事件再次說明，中國雖走上了經濟強盛之路，但思想的樊籠仍無處不在。

成名於上世紀50年代的李澤厚先生，以重實踐、尚“人化”的“客觀性與社會性相統一”的美學觀卓然成家。上世紀80年代，李澤厚不斷拓展其學術論域，促引思想界在啟蒙的路徑上艱辛前行。其名著《美的歷程》，對當時的中國知識界影響甚巨。1989年六四時，李澤厚公開同情學生的訴求而開始與中共領導層分道揚鑣。不過，中共領導層一直對他甚為客氣，上世紀90年代經批准，李澤厚得以旅居美國，先後出版了《論語今讀》、《世紀新夢》等，對中國未來的社會建構給予沉甸甸的人文關懷。像他這樣一名哲學思想界的重量級人物，卻因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奎元認為其“不符合政治標準”，而在首批學部委員選舉中落選，凸顯出中共領導層對中國的思想者仍缺乏應有的寬容，仍希望以“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政治標準，桎梏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從而確保中共的一黨執政地位能夠永遠維持。

其實，經歷過上世紀的種種戰亂和1949年中共主政後的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事件等風波，中國的知識分子基本上採取了“告別革命”的立場，只是希望以自己的獨立思考為中國的復興貢獻智慧和力量，中共領導層之所以能夠容忍李澤厚這樣的一代哲人繼續在中國發揮影響力，很大程度上亦是因為中國知識分子的許多思考和努力，在一定範圍內與中共的執政思維有交叉點。像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提出的構建和諧社會理念，在一定意義上是向中國傳統文化回歸，或者說是在借鑒中國傳統文化中某些能夠引發全體中國人共鳴的要素，來為今日中共的執政理念服務。中央電視台這兩年非常紅火的一個節目“百家講壇”，將內容定位從原先的人文、自然和社會轉向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掀起一陣“國學熱”，同樣是得益於中共領導層執政思維的轉變。

然而，中共領導層的寬容是有限度的，回歸中國傳統文化更是直接服務於其執政需要，百家講壇掀起的淺思維國學熱可以容忍，甚至受到鼓勵，但如果是知識分子階層要以真正的獨立思考打破思想樊籠，從而扮演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卻是不容的。這也正是如李澤厚不能成為中社科院學部委員的真正原因。

另一方面，雖然知識分子意欲告別革命，但中國社會經過近30年改革開放進程的種種社會矛盾，使得中國社會仍有發生革命的種子。而現代科技的發達，又使資訊傳播達到無孔不入、無遠弗屆的地步。今年元旦就流行這樣一個手機短訊：“中山率領流浪漢，澤東率領窮光蛋，小平率領小商販，民哥率領貪污犯，剩下我們怎麼辦？跟著濤哥混口飯！再難也得過元旦！李逵祝你天天開心好事不斷。”諷刺挖苦和社會現實的強烈不滿是不言而喻的。這樣的短訊如果在一二十年前，根本不可能透過手機廣泛傳播，亦可以在很短時間內追查到來源，將發佈者送進監獄。然而，今天卻能廣泛流傳，顯示要以脫離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現實的思想樊籠來桎梏中國人的思想，已經完全不可能了。要避免中國再度陷入新政－腐敗－革命的循環，除了讓社會財富分配向弱勢群體傾斜的措施外，還要以更多的寬容與雅量對待知識分子，讓中國產生幾個能夠對民族復興起到廣泛而深遠影響的思想家，從而為真正的和諧社會構建奠定思想基礎。

地球村 和平村

台灣恆春發生強震，不止台灣的對外通訊受到阻斷，連大陸的海底光纜也未倖免，一時之間，中國對外聯絡同樣癱瘓，成了“訊息孤島”，網路上“哀鴻遍野”。

網民批評，不敢相信中國對外網路居然只靠台灣外海幾條光纜維持通訊，並且諷刺說：“台灣人終於發現對付中國的最好方法，原來中國網絡安全掌握在台灣手裡”。

其實，網民必須了解，舖設一條海底國際電纜，絕對是巨大投資不說，也牽涉到國際，要許多國家認可、支持，同時必須在國際通航、運輸及有關營運、分享上，都達到共識。此非一個超強如美國、大國如中國，只消有錢有勢，想要怎樣便可怎樣。這是互利的人類工程，電纜的一端縱可關了門說了算，彼端、中端還是須與別人打商量。

這種例子不勝枚舉。網民不難發現中國的飛航安全也要靠台灣共同合作，恐怕會再度駭異；台灣出現金融風暴，北京、上海不受波動也難。台灣電力如中斷過久，不止大陸生產受影響，連美國矽谷都會跳腳緊張。網民在驕傲地認為中國外匯儲備可以牽動美國財政安定及幣值漲跌之際，其實也應該知道，華爾街垮掉，京滬一定倒。必須跳出民族主義的窠臼，從國際化、地球村的角度去認知：這個世界呼吸與共、榮辱一體。

有了這個認識，對待鄰人、看待世界，便會大不一樣，不再自我中心、本位主義，而能與人為善。美國固然不容以超強搞單邊主義，“大國崛起”的中國人尤其要謹記謙卑招福、自大招禍。因為，地球村裡休戚相關。上一次亞洲金融風暴固為一例，幾次能源危機何嘗不然。以巴衝突、海灣戰爭固然造成國際股匯市災難；想一想，如果台灣發生戰事，牽動豈止中國鄰海省份或亞洲數國而已。

有了地球村的觀念，便自然拋棄“中心論”，也必定崇尚和平、反戰厭戰，此使文明得以進步，人性得以彰顯，地球也才不致耗竭。

僅昨天的消息，便足以加強這個立論。地球暖化已成為真實危機，布什政府拒簽京都議定書，不願受二氧化碳的管制，受創的不僅是美國的聲譽，也是全球的環境。北極升溫、冰河解凍、海平面增高、洋流氣流改變，帶來氣候異常、作物收成受影響、動物棲息亂了套、天然災害增多、幅射加強、病變迭傳……美國絕未能倖免。現在世界杯滑雪賽的阿爾卑斯山雪場沒有雪，挪威的冰封峽灣千萬年首次無冰，而北極熊瀕臨滅種……，甚至中國大量殖羊以便產銷羊絨衫，羊隻啃光草場，產生沙塵，污染物都會飄到北美。

沒有人或國家再能獨善其身。人若壓迫人，反壓迫走極端便是恐怖主義和激進分子；某一政權妄行濫為，區域一定遭到牽連，如果其為關鍵區域，則可能全球震動。而人若不敬天惜地，則對天災人禍如沙塵爆、地震、海嘯、霾害、疫病……不止聯防預警做不好，救災卹難都會步步難。

災變就是警示，啟迪人類思考更佳的相待之道：與自然、與鄰人如何共處。現在若仍以狹隘的民族主義、戒防心態來看待災變，其實是治絲益棼。

回教徒真的需要中央指揮總部？

有關回教權威的問題，和宗教本身同樣的古老，歷史學家會告訴你，自遠古以來，無數回教徒學者──從Ibn Taimiyya到al -Ghazali，再到Ibn Khaldun──都在努力解決有關回教徒之間權力和散漫的管理權問題，以便解決“誰可以代表回教發言？”這些根本問題。近年來，這議題可說是愈趨重要， 2001年9月11日之後，筆者就出席了無數的會議，且會議都圍繞在同樣──無可否認累人和過時──的問題。

現在這項議題在大馬再次被挑起，大馬回教研究中心主任賽道菲奧阿達博士建議大馬政府籌組大馬大宗教司辦事處，表面上要為國內沸騰的劇烈辯論和論證來個了結。他以埃及、約旦和澳洲為例，這些國家政府委任學者擔任類似職位，他補充“有了大宗教司（大馬的），宗教課題就不會再在媒體公開辯論，因為可以由宗教司以閉門方式討論。”

賽道菲奧阿達博士的重點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當的：單是去年，全國就發生了多宗回教徒激烈的示威事件，都是有關高度敏感的宗教自由問題和大馬人選擇本身信仰的權利。賽道菲奧阿達博士正確地指出，大馬一些“名牌”宗教司已極致地利用一系列謠言去鼓動和煽起民怨，包括謠傳有約20萬名回教徒秘密皈依基督教。

但真正要處理的問題是：類似的中央集權管理，真的可以遏止謠言和毀謗？還是它只會加劇政府的干預，導致國內回教和回教主義論述的進一步相互吸收？一旦宗教的散漫管理權被權勢和制度化加固，最終淪為政府權威的另一個附屬，難道這不是另一個真正問題？

在此必須強調的是，這項議題並非僅限於回教或回教徒。自19世紀以來，印度傳統保守改革派興都教徒同樣嘗試去控制興都教論述的闡釋和傳布，首先是“淨化” 其非興都教元素，接著是確保不會敗壞成與新吠檀多主義哲學傳統分裂的通俗興都主義。此淨化和控制的佔有權，卻激發了改革組織的崛起，例如現代興都教改革派組織及後期的興都教國族主義政黨，然後我們都知道結果為何。

同樣的，在17及18世紀間，歐洲是宗教多元主義的溫床，導致有時候產生嚴重和血腥的後果。不同思想學說的崛起和教堂內部日愈分裂，引起了哲學家如托馬斯．霍布斯的恐懼，其政治專著《利維坦》關注於結束教會不同派系的爭端，多於確保國家政權的集中化。霍布斯在《利維坦》的主要擔憂，是如何防止宗教爭端引發內戰，而他的處方是簡單的：國王及政府將通過控制宗教論述，和在有需要的情況下禁止使用公共語言來結束宗教論證。這是神性牽制政治的極致，而霍布斯在提供必要時對宗教異議者採取行動的建議時，從未遲疑。

然而必須強調的是，亞伯拉罕宗教都是從異議中崛起的。回教的起源是反對貝多因人的貪瀆和封建習俗，而正是回教平等主義精神的特質，起義反對今天激起全世界回教徒思想、信仰和實踐差異的封建權勢。回教徒政府怎能夠在沒有突出其道德和哲學勇氣的情況下，遏制、監督和壟斷回教論述？

對今天許多回教徒政府而言，現實檢查正在進行中。後殖民地時期以後的快速發展，伴隨著大量人口往城市移動和城市化，全球化的推波助瀾及接觸了全球媒體和各種思潮後，意味著言論和信仰的多元化比以前更巨大了。回教徒菁英必須理解，多元主義可以、也應該被轉換為財產，而不是被視為一種潛在危害。當然，說實在的，難免會有奧沙馬和阿布峇卡巴希爾之流在外頭搞對抗煽動民眾，但也有無數的回教徒知識分子和學者的主張是具啟發性、改革式和現代化的。防止淪為更集權式和暴力形式的作法，不是禁止自由論談，而是打造一個公民社會的架構，讓各種思想主張可以成熟和公開的討論。

這當然需要時間，或許回教徒世界沒有太多的時間。但沒有人說過打造成熟負責任的公民社會是可以快速進行的即時進程。它需要的是憲制和體制的擔保，以確保這樣的公民社會不會被一小撮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菁英主導。這就是為什麼處理類似奧沙馬的誇張論述，不是通過更保全的法律，而是自由的媒體、開放的大學體系，讓各種論述文獻百花齊放，以及確保所有公民都是置於同樣法則管治的法治制度。不是的，回教徒不需要一個“回教徒中央指揮總部”來傳遞政府通過議程批示的教規，但的確需要一個可以供思考和提出異議的空間。奧沙馬的氣焰遲早會被驅散，但不是通過政府的口號，而是普通回教徒會說“夠了”並爭取回他們本身的信仰，我祈禱我的樂觀主義可以獲得證明。

祈願種族主義被消滅

在前首相敦馬哈迪提出2020宏願之後，國家朝向先進國目標挺進，巫統內部、國陣成員黨之間、以及朝野之間所有的問題，不論大小，全逐漸成為次要甚至不關痛癢的問題。舉國上下拚經濟，國家經濟也就進入前所未有的蓬勃境地。大家有錢賺，權力人士有錢撈，人人忙著賺錢撈錢，吃都來不及，也就無人得空發表煸動性言論、更無暇玩弄種族主義，長期困擾我國的糾纏不清種族問題，漸漸進入冬眠狀態。

這也是當時語境所必須的，若不締造一個四海升平、政治穩定的局面，如何吸引外資，如何發展經濟呢？在茅草行動過後，敦馬的個人威望也鎮得住各級各派的政客。那真是人民的美好時光之一。

種族主義息鼓偃旗，只為現實需要


前副揆安華的事件之後，我國族群關係有個良性的轉折。烈火莫熄的公平正義訴求使族群藩籬得以突破，雖然最後高牆並沒有倒下。因此，有一段時間，有人在計窮時要重玩種族主義，竟至出現玩不動的狀況，真是大快人心。各族間的默契抵消了某些人的邪惡議程。

去年一小撮巫統政客在支會、區會、甚至在全國代表大會上一路操弄種族課題，雖然在黨內不見得激起太大的共嗚，但偏激的言論已足以引發黨外的反彈、民間的恐懼和不安。隨著巫統象徵式地申斥了3個代表，也就曲終人散，告一個段落。網站上說因此引發一股潮流，許多有資格的人紛紛到某些國家大使館詢問移民的事宜。

這種不健康，不應發生的情況，相信在新的一年會緩和。因為，如果今年沒大選，則落在明年。大選之前，國陣成員黨內必須團結穩定，必須槍口一致對外，不可再出現窩裡反的內斗失控狀態。

同時，因為旅遊年，要吸引外國遊客，不能再讓政客說三道四，把各族之間原本沒有什麼事，卻搞到好像有事的狀態，那會嚇走遊客的，再為我們增加一個失敗的旅遊年。

徹底消滅種族主義，才是治標之道


基本上，今年只要巫統內部不再出現什麼狀況，種族主義這幽靈，基本上就不會再被人作法召引出來。

但這是我們所滿足的嗎？


獨立已經50年了，我們的政客不願長進，因為有種族課題，常常就成為權力、利益的機會所在。種族主義一旦完全消失，許多政客以及大批官僚就失去其攀升的階梯、賴以寄生的客體。因此，這些人只有以行政偏差來凝聚力量，以煽動性說詞累積資本，在他們出狀況時變成刀槍不入、水火不侵的金鐘罩。雖然其情可解、可憐，卻是不能原諒的傷害國家、攔阻國家進步的罪行。

面對新的一年，也許種族課題會被限制炒作玩弄，但此非我們所僅願。國家進入知天命之年，祈願的不止是因有各種需要──大選之將臨、旅遊年──才把種族課題壓下去；甚至昔日敦馬的擴大經濟蛋糕，大家有錢賺，大家有錢撈，不得空玩弄種族課題，這暫時性的壓制、冬眠，也非我們所期盼的治標之道。種族主義，就如何任罪惡、疾病，應該全面消滅，應該被定性為政治上、道德上、宗教上的錯誤，才是大馬人應有的願景。其重要性不在2020宏願之下，這跟宗教和諧同為我國長治久安的最重要基石。根基不穩，上面的任何華麗建築，一場小地震，就能叫它坍塌成廢墟，徒供後來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