囔囔客棧

星期四, 5月 10, 2007

做環保救地球

舊金山市議會日前以壓倒性多數通過提案，禁止大型超市和連鎖藥店使用塑膠袋購物，違者受罰。這使舊金山成為全美第一個禁用塑膠袋購物的城市，首開風氣之先。預期美國將會有更多城市跟進。

因成本的緣故，商家反對自屬意料之中，但是大勢所趨，恐怕也必須配合；有眼光、有社會公益意識的企業，甚至還樂於響應、率先倡導。這個大勢，便是“地球只有一個”的環保觀念，在文明發達的國家已深入人心，沛然莫之能禦。

地球暖化危機無疑是一個觸發點。它不再是學術性的預警，而已成為真實的災難。海平面升高，危及大多數人口居住的沿海區域，冰原融化遂不再是邈遠的極地的事；氣溫升高，不僅洋流變化，而且帶來氣候異變，冬有暖陽、夏下驟雪，生物棲息和農業收成都受到嚴重打擊，這可是影響食物供應和股市的問題，包括物價飆、災難頻，每一個人的生活都受到牽動。

罪魁禍首是二氧化碳。大氣中CO2的濃度增加，則與石化能源燃燒直接關聯。於是，透過“京都議定書”世界性的協同努力，致力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在幾年前猶是一個先創性的人類工程，至今則已變得迫在眉睫。布什總統為了經濟發展拒簽議定書，成為國際社會的眾矢之的，也使美國形象大損。現在，包括加州在內，全美絕大多數的州和百餘城市已串連起來，聯邦不做地方做，開始自行推動節約能源、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並且與國際同步。英國首相布萊爾最近與阿諾舒華辛格州長舉行的大型會議，金山市長紐森也同席參加，就是攜手落實的共同努力。當然，前副總統戈爾的奔走呼號，更功不可沒。

擴而大之，提高能效、減少能耗，在官員的登高一呼、媒體的大力傳播下，乃變成公民運動，是文明社會一分子的基本素養。於是，耗油車已棄如敝履，油電車當紅，氫氣車、插電車則是未來概念，遲早成為主流。底特律的汽車工業再不創新，不但追趕日本不及，還要面臨十萬計的裁員，因為消費者的觀念已經超前了製造業。於是，大眾運輸看好，灣區捷運、加州火車開始門庭若市。擴而大之，任何消耗能源、損及地球生態的非環保產品，自然也在淘汰之列。塑膠袋的見棄，乃是勢之所至，只是舊金山最先起跑罷了。

根據報導，僅在舊金山一地，一年消耗塑膠袋即高達1億8千萬個，全球則達4至5兆個，不但污染生態，而且危及動植物；而每製造1億個塑膠袋，要耗損43萬加侖汽油，相當於排放14噸二氧化碳，即14萬輛汽車一天的廢氣量。這些，只消隨手之勞，便可以立即消除，如改採布袋、籃子購物。如果全球同步，數量更為可觀。換言之，只要從小處開始做環保，我們便可以救地球、救生態、救生命。只要我們節省能源，加上美國對替代、生物能源的積極開發，便可大量減少石化能源的消耗，也不勞布希總統要去搞石油戰略，去打伊拉克、去伊朗軍演。

環保、節能最終會與拯救地球連在一起，會與反戰、追求和平站在同一陣線。只消從近身實踐、小處做起，人同此心，我們便會改變世界。當前，何妨從準備折疊的購物布袋，做個真正的“菜籃族”開始！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金山人語．陳裕如．15／04／200７

馬來西亞宗教機構如何自處？

自2006年來，馬來西亞因多宗涉及宗教信仰自由基本權利的極重大爭議而引起震撼。2005與06年間，大馬實際上處於對立狀態，反對的一方爭取大馬公民可以按本身意願和理性管道選擇本身信仰的權利，而一般法律專家和非政府組織則挺身要求阿都拉政府捍衛聯邦憲法。

問題的根源乃是我國擁有兩個不同，或者有人會說是互相對立的司法制度：一為適於非穆斯林的世俗民事法，另一為適於穆斯林的宗教法。再者，大馬另一獨特之處，是世界上少數以公民誕生時的宗教歸屬來劃定其種族身分的國家。根據聯邦憲法，大馬的所有馬來人按定義都是穆斯林。（這與鄰國印尼有所不同，本土印尼人不一定是穆斯林，因為信奉基督教和興都教的印尼人也有上百萬。）

令情況更複雜的，是一系列跨種族和宗教的離婚、婚姻案例。2005年來一系列重要的法庭案件讓我們看到，與非穆斯林結婚的穆斯林被告知，他們的案件須交由回教法庭處理。此外，非穆斯林伴侶決定離婚，離異的其中一方決定另與一名穆斯林成婚，這樣的案例也須交由回教法庭決定雙方和他們孩子的命運，因為其中一方已經是穆斯林。

最近一宗陷入僵局的案例是，黎圭迪馬蘇賽（Revathi Masoosai）出生於穆斯林家庭，但她由信奉興都教的祖母帶大並履行興都教徒生活。她後來與興都教徒結婚，並一直履行興都教徒生活，直到她生下第一個孩子。最近馬六甲宗教局扣押了她的孩子，理由是她非法信奉興都教，儘管她受到祖母影響並一直履行興都教徒生活。黎圭迪的孩子目前由一名穆斯林親戚照管，而她本身則被送往“信仰更新中心”，以便撤回本身主張並再宣示本身為穆斯林。即使這樣，她與興都教徒丈夫的婚姻問題還是懸而未決。

這些案列都涉及大馬公民，並帶出公民信仰自由的基本權利問題，同時也帶出大馬宗教當局的實質權力、地位和權限問題，似乎是與民事法庭和聯邦憲法同等的。到底是誰真正在治理這個國家？

儘管非政府人權組織和非穆斯林宗教組織代表不斷提出訴求，大馬穆斯林群體顯然是龐大的。今天穆斯林占了總人口的60%，是最大的票倉。

今天，大馬政府當局逐步回教化的情況，讓非馬來人和非穆斯林少數群體頗感擔心。阿都拉政府嘗試呈現現代化、進步和中庸回教的面貌，但國內宗教當局的形象和操作卻越來越硬性和傲慢，甚至到了展開道德監察行動，以及帶走大馬公民如黎圭迪孩子的地步。大馬的非穆斯林開始抗議，即使是被動式的，各大宗教及少數族群組織舉辦團結祈禱會。與此同時，許多本地調查顯示種族及信仰關係一直保持低潮。8月份我們就要慶祝獨立50周年，我們不禁懷疑當國與世俗─民主支柱漸行漸遠，我們的前景何去何從？（譯：張立德）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另一面．法立諾．15／04／2007

追星夢何時醒？

明星的光環永遠是亮麗的，不論他們走到哪裡，總有影迷或追星一族前仆後繼的包圍他們，要求簽名、合影、擁抱，當然也有要求一吻甚至過夜的，不一而足。

事實上，在媒體精心包裝下，明星最美的一面已被刻意凸顯與放大，被認為是夢工廠的影視公司通過市場調查、運作，在掌握了擁躉的所好、所愛、所喜，就能輕易的讓追星族對他們消費，而賺取豐厚的利潤。

沒有媒體排山倒海的推波助瀾，沒有媒體鉅細靡遺的步步跟蹤，明星是無法被塑造的。追星一族不會去關心伊朗是否有能力制造核子彈，也不想知道朝核六方會談是否有了什麼結果，美國是否從伊拉克撤軍，對他們更是無關緊要的事。他們在意的是偶像是否有男朋友或女朋友、是否結婚、有孩子了？影迷可以不知道他隔壁家住了哪位張三李四，但不會不想知道偶像平時的行蹤與嗜好。

成龍多年後公開承認自己已婚生子，才使房祖名的身分浮出水面。譚詠麟在父親過世後其10歲的私生子譚曉峰總算曝光，王菲的新生兒因為兔唇成了媒體的焦點，鄭伊健與梁詠琪分手會不會與邵美琪復合，還是情定新歡蒙嘉慧也令人津津樂道，就是劉德華與馬來西亞女友是否已結婚，在檳城購置豪宅，是否有了孩子仍眾說紛紜。

媒體與明星的共生關係

媒體與明星具有共生的關系，媒體需要娛樂新聞來豐富其內容，以增加銷量與讀者，明星需要媒體報導才能保障他們的受落與票房。媒體與明星產生的對立，主要是誰來決定什麼是可以報導與報導的角度，對於隱私：明星一方面希望受到保護，一方面卻必須面對讀者偷窺的欲望，但如果媒體只報喜不報憂，只會歌功頌德，沒有狗仔隊，只有八股文章，讀者也將逐漸流失。當然沒有媒體吹捧，明星想要一炮而紅也是難如登天。

在優勝劣敗及競爭壓力下，媒體不得不在追求聳動、新奇、獨家方面刻意經營，轟動一時的劉嘉玲裸照事件，Twins的鍾欣桐在雲頂遭偷拍更衣能成為雜志封面而銷量大增，就不令人驚奇了。事實上，媒體與明星的消費群體很大程度是重疊的，當一個明星已不是媒體寵兒時，也正標記著他的沒落。新加坡歌手許美靜沉寂多時，去年突然在新加坡五星級酒店鬧事，被警方以“私闖刑事罪”逮捕，才又開始進入人們的眼簾，難怪有人預測不久她就會有新專輯要面市？

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就屬中國甘肅蘭州的追星一族楊麗娟。楊29歲，對偶像的瘋狂崇拜與痴迷令人為之側目。從1994年起開始迷上劉德華，父母多次規勸無效，但不忍看到女儿神情恍惚，轉而全力支持。他們隨女兒2次赴港、6次赴京，為達成女兒心願，父親賣掉房子籌募旅費，後來甚至想要賣腎，幾近傾家蕩產。今年3月19日，68歲的楊父又借了人民幣1萬餘元攜妻女前往香港。3月25日在劉德華歌迷生日會上，楊麗娟與偶像合影，算是了結一椿心事，但楊父卻嫌劉德華沒有滿足女兒“單獨見面”的要求，憤而跳海身亡，留下15頁的遺書寫道：死後還要幫孩子，讓華仔見楊麗娟，為她簽名。此事造成轟動，也引起媒體與社會的廣泛關注。

楊麗娟13年可以不工作，全心全意做其追星夢。父母對獨生子女的她疼愛有加，盡量滿足孩子所求，但楊麗娟的欲望卻很難滿足。生活可以再苦，但不能沒有偶像。楊要見劉德華的目的最終已達到，而且還與劉合影留念。但她不滿足，旋即提出要劉德華必須單獨與她會面及聊天。如果不是一條人命引爆媒體的報導，使偶像崇拜的美善變成悲劇，人們不會跌入錯愕，愛偶像竟然可以愛到家破父亡。

為明星而死，當然不只楊家：2002年浙江溫州一位17歲初中生因無錢親眼見到偶像趙薇而服毒身亡；2003年大連一名16歲少女因母親拒絕給她買張國榮的CD碟，並說張國榮“變態”而上吊自殺。女孩在日記中寫道︰“在我的世界裡只存在張國榮，我只為他而活。

人命頓成媒體焦點

對媒體而言，如果不是一條人命，楊麗娟不可能頓時成為媒體的焦點，況且他的偶像更是無人不曉的香港天王巨星劉德華。楊家追星瘋狂行為釀成楊父跳海身亡，部分傳媒似乎找到了一個新聞賣點，大家正像追訪明星一樣追蹤楊麗娟的行蹤。20多家媒體，台灣的中天、中視、大眾在線、東星、東森及香港的華娛衛視、大陸的《南方都市報》、《廣州日報》等，都派出采訪隊跟進，場面之浩大如訪明星沒有兩樣。

楊父身亡後，部分媒體又出錢把楊家母女接到深圳，從深圳接到蘭州，再從蘭州接到北京接受歌手捐贈。在所謂“新聞策劃”下，一幕悲劇被傳媒利用為炒作和擴大銷路的對象。對于媒體的社會責任、道德操守、新聞倫理，在市場競爭壓力下，只得暫時靠邊站。

為了喚醒青少年的理性追星，中國河南州幾所高校的大學生舉行“砸星運動”。他們向行人發送砸星運動倡議書，呼喚人們理性追星。幾名大學生拿“砸星運動倡議書”，在校園向人們發放，其中一位“劉德華歌迷”女大學生，用腳踩碎自己精心搜集了近10年的劉德華專輯。她自己是劉德華的忠實崇拜者和追求者，在繁重的學習之餘，把自己的全部時間都給了“劉德華”：聽他的歌，看他的電影，為了一張演唱會門票一擲千金，一張限量版光碟而四處求索。楊麗娟事件猶如晴天霹靂，讓她有上當受騙的感覺，她認為偶像劉德華突然變得冷漠、殘忍，應該對楊麗娟更寬容一點。

活動發起的目的不是針對劉德華個人，而是針對整個追星族。發起人就表示，雖然楊麗娟的追星舉動很瘋狂，但身為被喜愛的對象，明星應在儘量保護自己的前提下，也應該對像楊麗娟這樣的影迷特殊對待。

這次“砸星運動”還提出了“三不”原則，即不聽他的歌，不看他的電影，不參加他的演唱會。活動的意義是想讓崇拜明星而學業荒廢、家庭不和、缺乏正確人生價值觀取向的青少年能夠懸崖勒馬。他們還想告誡明星們不要恃寵而驕，呼籲追星族尊重自己的生活，也尊重明星的生活。

無可否認，偶像崇拜是當代青少年自然、普遍、健康的成長現象。在現行教育體制的背景下，學生面對沉重的學習負擔，缺乏自由的時間，沒有足夠的閱讀、對話和交流。激烈的升學競爭、就業壓力、簡單生硬的德育課，更加大了學生的精神壓力。學者認為，在這種教育環境下，青少年尋找快樂的本性就在有限的自由時間裡投向了“明星”和“偶像”創造的娛樂天地，從中得到暫時的安慰，那是正常不過的事。

也許青少年在瘋狂追星時，我們歷史中的偉人愛因斯坦、愛迪生、牛頓等，似乎早已在他們心中模糊或消失。夢工廠與媒體的有效結合，當你踏上香港的星光大道，在感受到明星的光環時，必然也要思考，他們將點燃青少年更大的希望與理想，還是無底的絕望與逃脫？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星期筆匯．陳錦松．15／04／2007

藍將再起？紅將再起？

台北最近有兩場集會活動值得注意，一是由國民黨發動的“捍衛中華民國”大遊行，一是施明德宣布發動的第二次倒扁。兩場活動都有顯現台灣民情、風向的指標意義。

“捍衛中華民國”這個訴求，在國民黨看來，應該是最能符合大多數人心的主張，尤其在扁政府制憲正名一連串敗德失政行動，激起了強烈反彈之後。國民黨應時發動遊行，有“維持現狀”、安定的重要意涵，也有承繼過去的緬懷況味，包括對“去蔣”的不以為然。

但是，331的活動，台上熱，熱的是馬、王互動和吳、洪為競選黨主席造勢；台下冷，支持者只得不到一萬人，這在台北市，相對於“紅衫軍”的聲勢，簡直到了冰點，完全不能相提並論。國民黨解釋，是紅衫軍倒扁運動讓民眾太失望了，因此許多人不願再參加活動。

這只是一個託詞。“紅衫軍”如果讓民眾失望，何以國民黨不能讓民眾寄以希望？這個才是重點。動員疲乏當然是因素，那麼為什麼民進黨一直搞運動，樂此不疲，反應總是熱火？國民黨如果不能檢討原因，即使馬王成配、藍軍齊心，也仍然要面臨支持者在哪裡、熱情為什麼消退的情勢。

簡單說，國民黨在野之後，一直沒有從“過去式”轉型成為“未來式”，沒有新的政治藍圖，總是脫不開保守、守舊的形象，唱的也不外是經濟、安定、兩岸相安的舊論述，活脫仍是執政者，其領導人連戰可為代表。連戰今天只有黨內聲望，民間聲望猶不及宋楚瑜，便多少顯示了國民黨仍享受舊供奉、未能親近人民的狼狽模樣。

如果不是民進黨敗德失政，不是馬英九以個人形象賦予國民黨新機會，國民黨早已泡沬化。相對於民進黨總往敏感處衝，有人痛有人爽，起碼有了反應；國民黨則習於陰涼安全處躲乘涼。唱懷念歌曲的老歌星，何嘗會有青春歌手演唱會的盛況？比比蔡依林、周杰倫和青山、婉曲，便知梗概，此廂仍在溫吞細品歌藝，彼廂熱火唱跳早high翻了天。

次論施明德，他恐怕也會有國民黨的狼狽。發動第二次倒扁？第一次百萬人上街都沒倒成，第二次有什麼更妙訴求和招術，而能吸引舊眾？何況，施說“陳水扁一審有罪也不會下台”，事實根本難以存在。因為扁嫂會藉病拖延訴訟，扁任內說不定不會審結官司；同時扁根本不是列案被告，何來有罪？有罪也是下台之後被起訴才有的可能。施明德以此藉口結束自囚罷了。再度倒扁，冷掉的飯重炒，和國民黨的舊調只有時間差而已。

何況，“紅皮藍骨”的紅衫軍，不少人認為施倒扁不力、襲馬為實，憑此將走掉不少擁躉；何況，施致力成立第三勢力，藉“紅衫”組政團，也失去了過去中立、跨政黨的超然立場，其與組台聯的精神領袖李登輝又有何差？他又比宋楚瑜率橘軍能高妙多少？

紅將再起？一如藍將再起的一廂情願。充其量多分掉藍軍一些票，倒助民進黨繼續執政而已。2008年大選，台灣人民終不脫“含淚投票”的格局，臨陣的變數如“兩顆子彈”等影響，將遠大於大盤的搬算。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金山人語．陳裕如．08／04／2007

巴金《家》裡的人不准吐痰

中國人讀書識字的，大概多讀過巴金的作品，尤其他的代表作小說《家》。1956年，北京將《家》譯成英文，向國外發行，先由巴金根據中文本刪節。巴金回憶說：“凡不利於宣傳的都給刪去，例如在地上吐痰、纏小腳等等。”他說：“大段大段地刪除，雖然自己感到心疼，但是想到我的小說會使人相信在中國不曾有過隨地吐痰和女人纏腳的事，收到宣傳的效果，我的民族自尊心也似乎得到了滿足。”

現在外人不會相信中國婦女還纏足，因為的確沒有了。但一定相信中國人還隨地吐痰，因為這項“不光榮”但“悠久”的傳統，的確仍在，繼續牽動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尤其在2008年北京奧運的時刻。

3月27日，奧運倒數計時500天，大陸舉行了各種活動，“中共中央精神文明辦公室”重申本屆奧運的中心宗旨：人文奧運。“奧運不僅是拿幾個金牌，不是面子工程，而是要藉奧運契機提高全民素質。”大陸在奧運的金牌數，早已“超英”，正在“趕美”，面子已不是問題，但要藉此“提高全民素質”，那可不是容易的事。

北京奧運，將有50萬外國人來觀賽旅遊，兩萬記者來採訪，官方對國民素質的具體要求，是整齊清潔、秩序禮貌。現在北京正大舉拆舊屋、築新路、植綠樹，規定不准隨地吐痰、禁止國罵、公共場所不得吸煙、訂每月12日為“排隊日”，先期訓練人民排隊的習慣，並在電梯入口處設置“女士優先”的牌子。別的事也許可收 “急功近利”之效，但不隨地吐痰，雖然現在連城管都出動取締，違者每次罰人民幣20元，但結果恐仍不令人樂觀。而大陸民眾這項頗為普遍的惡習，卻也最使外來的人無法忍受。

我曾就此請教一位大陸的朋友，他說吐痰來自吸煙，而吸煙來自過去長年累月的各種“運動”，大家勞動一天筋疲力竭，晚上還要開會學習政治，為了提神解悶，只好吸煙。但這話未必可靠，因為有些女性並不吸煙，但吐起痰來卻“不讓鬚眉”。還有人說，中國人隨地吐痰是因為教育程度不夠，但這話也有反證。“北京大學” 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初期招生的對象是年輕的京官和王公貴族子弟，都是“上層社會”的“菁英分子”，但學生管理規則卻明定不得隨地吐痰便溺，可見這些受過教育的人也未能“免俗”。

我們不能不承認，吐痰是中國的“國粹”，已成人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季辛吉第一次訪中國大陸，謁毛澤東，他們兩人中間就隔著一個痰盂，令舉世稱奇。德國前總理施密特是鄧小平的“粉絲”，他對鄧遠距離“吐痰入盂”之精準，十分心折。

《美聯社》3月24日報導說，北京奧運“最受關注的問題，是人文基礎建設”。同日日本《東洋經濟周刊》評論指出，“國民素質差異阻礙中國進步”。連《人民日報》3月22日公布的民調結果也顯示，90.9%的北京市民認為，“北京市民社會公德水平與舉辦一次‘出色奧運會’的要求還有差距”。

中國人之髒亂，海峽此岸也未能“去中國化”。南投埔里以“長住計劃”發展觀光，日人中村夫婦進住兩週就打道回府，因為狗屎、人痰加上汽車廢氣使他們“快得肺痰”了。

文明要在生活行為中體現出來，去此即無附托。中國人不管說多少言語，寫多少文字，誇耀中華文明是多麼偉大，但是街頭巷尾的一口痰，就把這種大話擊得粉碎。

凡心懷“民族自尊”的人，都應嚴肅面對這件事，它不是小問題，也不可能在短期內解決，奧運之後，中國人還是要過日子，要榮譽。大家應該為未來貢獻智慧，想出辦法，譬如訂幾個“五年計劃”，認真執行，也許到“十一五”、“十二五”的年代，隨地吐痰像婦女纏足一樣，到歷史書裡才找得到。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感時篇．張作錦．08／04／2007

阿薩特與不舒適中的舒適

在我們的社會化過程中，我們約略被告知：嬰兒餓了會哭，但理性的大人天生就具有自由意志及管道去逆來順受。然而，今天我們周遭卻有許多大人在哭訴各種事情：他們不滿代表權、進入政府機構的通路、權力差異、法治的缺席、多數派的專政及少數派面臨困窘。類似許多哭訴是發生在個人及個人主義幾乎被尊為政治聖牛的多元自由社會中，這多元自由社會如何處理差異及國家與個人的關係？而我們又如何去滿足存有差異的社會中個人的各種要求？

美國紐約大學的阿薩特教授（Talal Asad）就撰寫了許多關於不舒適和差異概念的著作。他最近到德國柏林參加宗教研討會，在漢堡大學的講座上再次提及他論文中我們或多或少都知道的、有關我們經常思考的世俗主義與現代化。以埃及的經驗為例，他指出，現代埃及人的政治──受到多重因素如當地傳統和文化、19世紀的殖民主義及國家主義需求的影響 ──已經出現了多個出乎我們意料的轉變。

如果埃及有關個人權力與國家的辯論是複雜的，它反映出回教世界其他部分也有同樣的複雜現實。從埃及到印尼，在19世紀末見證了具備多元政治、文化和教育背景的新一代本土穆斯林學者崛起。一旦置身於他們本身社會，以及連接上環球概念網絡，他們視現代國家為他們國家建構計劃的最終目標。他們當中不少被視為改革者和現代改革者，而他們的對手則被標籤為“傳統派”和“保守派”。

但一如阿薩特教授在他著作所指出的，這些本土建制學者很難稱得上是與宗教和族群相對的世俗現代改革者，反之，他們是希望應用現代化工具實行他們宗教道德倫理的現代主義者，以便塑造一個同時是理性、普世、一致、有效率、成熟及能保存他們本身倫理識別力的新倫理政體。

今天，回教世界充斥了類似建構中的混合現代化例子。土耳其回教主義者嘗試利用政治過程為手段，把回教帶入權力範圍，而同時令土耳其更接近歐洲。印尼公正進步黨的回教主義者──偶然地，也是阿薩特及傅科和韋伯的仰慕者──也同樣嘗試去打造一個以倫理為標準的“新政治”，即視貪污、代表權和捍衛少數者權利等議題為穆斯林政治的中心議題。馬來西亞回教黨目前正緊促地使憲政主義與全民宗教自由達成和諧。例子不一而足，證明阿薩特的觀點，即世俗主義確能在各種不同、有時是難以意料的方式和型態中顯露出來。

對於那些傾向於目的論者，以及錯誤地假定世俗主義和現代性是直線思考、且已設定好意識目標者而言，這或許是令他們驚訝的。一如阿薩特一再強調的那般，領導我們理解現代性和世俗主義的基本假定，必須不斷地檢討，以便將當下的現實情況納入考量。

在這個政治宗教型態──不管是回教、基督教、猶太教、興都教和佛教──崛起的時代，我們若把這些現象簡單地概括為“神的復仇”降臨於世俗主義者身上，是太過愚蠢的。尤其是在回教世界，許多回教主義政治組織太輕易地認為，他們各別的政治計劃必須以只能被標籤為開明的價值觀和基準作表達：他們接受民族國家的現實、理解社會是多元複雜的、歷史是歷久彌新的、身份是不固定和重疊的，而現代政治生態的焦點，是理性個人代理。

這一切將把我們帶往何處？當然有這樣的憂慮，即現代宗教政治可能會把我們帶往不知處。宗教也許是倫理價值的根源，但如學者依不拉欣穆沙所言，同一個宗教語言也可以清楚地去適應發言者本身的念頭和利益。宗教文本可以用來辯證自由民主，同時也可以用來辯解種族主義、性別主義、仇外主義及宗教偏執。

面對這些人性弱點的鮮明提示，阿薩特沒有提供簡單的解決方案。他說：“我們必須去適應不舒適，歐洲人必須去學習，接受現代性和世俗主義也可以在其他地方以不同型態發展。”這些的提法可能會令那些希望看到全世界都被單一世俗民主籠罩的新保守派感到憂慮，但在這個我們生活的幼教時代中，它卻是對大人們最好的勸告。或許我們最終應該開始學習如何去適應不舒適。（譯：張立德）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另一面．法立諾．08／04／2007

大陸加速開放，兩岸融合會更快！

台灣著名評論人張作錦（以下簡稱“張”）日前蒞馬演講，講題為“台灣走到歷史岔路口”，星洲媒體集團總編輯蕭依釗（以下簡稱“蕭”）特與這位資深報人對談，話題涉及中國的發展與前途、台灣反貪倒扁運動的成敗影響、兩岸在促進統一進程中各自可以扮演的角色，以及中文報的未來與願景──

蕭：馬來西亞華人非常關注中華民族的前途、兩岸的互動及政治情況。馬來西亞華人這種關切之情是否讓您感到意外？或者是您意料中事？

張：我不覺得意外。過去我曾訪問好幾個東南亞國家，我本來就知道這些僑胞對於台灣以及中國事情的關心。在我讀書的時代，便有很多華僑學生到台灣讀書。我從他們的談話當中，了解到海外僑胞的情形。此外，我在美國華文報紙工作了八、九年，美國擁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華僑。這些華僑對中國人、中國事務以及中國的前途，不論是大陸還是台灣，他們都很熱切地希望去了解。

蕭：大多數馬來西亞華人都希望看到中國和台灣統一或維持現狀，至少他們是不支持台獨的。這些人主要是上了年紀的華人。這群年長華人的感覺特別強烈。他們基於個人的親身經歷，或曾親眼目睹中華民族經歷的深重苦難後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所以他們都不希望中華民族再次分裂或再次走上衰敗的路。

張：我很贊成您的意見。海外的華僑同胞在僑居之地雖已相當程度地融入了當地社會，但華僑在某些地方受到不同待遇的例子，也並不是沒有。中國幾百年受列強的不平等待遇，這些身在海外的華僑都能感同身受，他們當中可能比生活在中國的人民有更強烈的感受。因此，他們很希望有一個強大的祖國作他們的後盾、他們精神的支柱。所以，他們那種希望國家統一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他們的一些看法和很多生活在台灣的同胞的看法一樣，他們之所以不贊成台灣獨立,是因為很多地方是從其結果眼的。一旦台灣獨立、兩岸一旦八成會發生戰爭，那是民族的悲劇。

台灣既為中國的一部分，它所創造的經濟奇跡和民主政治的成就，是中國幾千年來沒有的，我們當然不希望中國把它毀掉了。台灣獨立便會有戰爭，維持現狀是避免戰爭的最好方式。所以，他們不希望台灣走到極端，我相信他們也不希望大陸輕易對台動武。他們的心情可以說和大部分台灣同胞的心情一樣，希望兩岸維持現狀，各自去發展自己的經濟、文化、教育、政治，改善人民的生活，把未來困難的問題留給后代，因為他們更有智慧去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

蕭：領導“反貪倒扁，天下圍攻”的施明德近來也到大馬演講。有些知識分子在這場運動開始前持反對意見。這場運動雖然轟轟烈烈，但最終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這也是當初一些知識分子反對發起運動的原因。您覺得這場運動為台灣的政治改革和民主進程帶來了什麼影響？

張：這場運動雖沒有結果，但我覺得它仍有相當程度好的影響。第一、上百萬人的集會與遊行持續了兩個月，過程卻是那麼地和平，一點也沒有意外、衝突或受傷的事件發生。反觀其他國家，也曾有過那麼大的人群、搞這麼長時間的事件，但往往因難以控制而最終形成暴動事件。台灣紅衫軍的活動卻是很平和理性，雖沒有結果，但這樣的結局卻是非常不容易。這是台灣民主政治的成熟表現，是通往公民社會的必經路程。它在政治訴求上沒有結果，但它對台灣政治的民主還是起良好的影響。我覺得，不能基於它對政治訴求沒有結果，便抹殺一個這麼有意義的活動，所以我認為這活動還是有它的價值。

蕭：不過，這場運動是否會助長當權者那種“你又能拿我怎麼樣？”的氣焰。

張：這一點是很有可能的。執政者會覺得你們這樣的一個活動對我也起不了什麼影響，我以後便可以為所欲為了﹔參與這個活動的民眾也可能會覺得那麼積極的一個大型訴求都沒有結果，那我以後也不要參與類似的活動了。若是從這個方向發展，那麼對台灣而言當然是不利的。我們希望執政者了解民眾的期望，收斂自己某方面的行為。台灣的未來，就看他們怎麼想、怎麼做了。

蕭：您目前在北京進修，這種勤學不倦的精神令人佩服。您在北京待了相當長時期，對中國大陸的情況應當非常了解。當我們討論兩岸的課題時，您認為中國必須民主化，這是兩岸走向統一的先決條件。那您覺得目前的局勢是否正朝這方面發展？

張：我自小離開大陸，第一次回去是1989年。從1989年到現在，我們看得出，中國在政治開放方面正在慢慢進步中。比方說，從前談到抗日時，中國政府從來不談國民黨，幾乎都說是共產黨打勝日本的，這當然不符合歷史的事實。前年，在對日抗戰勝利60年的紀念儀式中，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有一個演講，他第一次說國民黨在對日抗戰中有很大的貢獻，並承認了這個歷史事實。此外，大陸政府從來不談他們貪污腐化的事情，但在這次的兩會上，溫家寶的報告中承認政府有貪污腐化，這都是進步的表現。只是我們認為，中國還得加速它的政治改革進程，因為台灣的政治民主化遠遠走在前面。若大陸民主化走得更快的話，將能更吸引台灣同胞回歸的向心力。只有加速民主化，才能讓台灣同胞心甘情願地欣然回歸中國，我想大陸也很了解這一點。

蕭：您在新山演講時，一個讀者曾說，台灣人不應只是一味的批評，而是應以實際的行動去幫助大陸的改革與進步。那您覺得台灣人應該做些什麼？

張：這話是很理想，做起來卻不切現實。台灣同胞若希望對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開放盡一點力，也不知該怎麼盡力。真的改革不外兩個，一是輿論的促進，但台灣同胞不能去大陸辦報紙啊；另一個是實際的執行，但台灣同胞也不能去大陸從政啊。

但在兩岸文化的交流上，我看這早就開始了，大陸學者到台灣去講學或台灣學者到大陸講學、很多文化界、社團活動的交流，我看這也許會有些促進兩岸溝通的功能。

蕭：那麼台灣民眾除了反對台獨，在促進兩岸交流方面應怎樣做？

張：台灣同胞必須把本身的民主化建設得更好，因為民主化的建設對大陸會有影響。台灣必須以本身更健全的民主政治作一個良好的示範，比方說台灣議員不要老是打架、司法應更公正、選舉也沒賣票、沒有糾紛等。那麼，當大陸同胞看到台灣能將一個民主制度做得如此健全，大陸同胞也會去學習，這就是影響。

效仿梁啟超精神，在夾縫中堅持走正確的路

蕭：讓我們談談有關媒體的課題。在華人世界中，各地的華文報過去相當長日期都仰望《聯合報》，因為《聯合報》一直都處在比較高的位置。對於其他起步比較晚的海外華文報，《聯合報》就好像華文的《紐約時報》。今天，《聯合報》經營日漸困難，即便是《紐約時報》，它也不能永遠屹立不倒。不久前，它的發行人自己宣稱，《紐約時報》印刷版很可能在5年後消失。在現代人生活方式改變以及電子媒體的衝擊下，《聯合報》未來會怎樣？

張：媒體有它的社會責任。若想賺錢，媒體並不是一個最佳的賺錢事業。人們其實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來賺錢，而不一定要辦報。辦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辦報甚至在某種政治環境里，是一種具有風險的事情。但是，仍舊還有很多人投身于這個新聞事業，那都是基於他們的理想和抱負。他們覺得自己對於這個國家、這個社會以及人民，具有一定的責任感，希望這個社會走向一個正義的社會、一個和平和互助發展的社會。這是一個新聞從業員的最高理想。所以，《聯合報》像其他很多同業一樣，在現時的情況下也受到一些影響。經濟的蕭條、電子媒體的衝擊等，導致它現在的收入比以往少、甚至還被迫裁員呢。至於政治上的影響，它則受到打壓、受到限制。可是，他們還是奮鬥不懈、不願放棄他們的理想，因為他們對台灣的社會有其責任感、對台灣人民而言有他們要爭取的成果。我相信《聯合報》會像其他同業一樣，不會輕易退縮，還是會繼續努力、做他們應該做的事情。

蕭：馬來西亞報紙的評論作者目前正處於一種“在夾縫中”的局面：他們一方面要發揮傳統媒體的制衡和監督的角色，去批評政府一些不當的政策，追求社會公理和正義，他們因而面對當權者的很多壓力；另一方面，這些報紙的評論作者卻又常常面對來自網絡作者的挑剔和批評，導致報紙的評論作者兩面受敵。聯合報的作者是否面對同樣的情況﹖

張：在多元的社會里，不同的意見一定會出現。在台灣，尤其是政治的分歧性很強烈，民眾可以擁護任何一個政黨、也可以主張任何意見。由於台灣有統獨的政治問題，政治人物的挑撥以及公眾的主張更不一致。在這種情形下，報紙的言論與主張會受到別人的質疑或責難是常有的事情，不足為怪。我想這種情形也可以說是一個民主社會的正常現象。若馬來西亞有這種現象，從某個角度而言，說不定還是一種可喜的現象。所以，無論是報紙的新聞、報紙的言論、無論是你自己的言論，你只能說﹕我認定的、我認為是正確、我認為是對社會有益的，我就去做，我不能去討每個人的歡喜。我只選正確的路並繼續走下去。

蕭：您在演講中非常推崇梁啟超。您將他看作一個前輩報人，並以他的風骨來激勵現在的年輕新聞工作者。當時的他不受任何利誘、也不怕威脅。梁啟超擁有一種關懷家國等大格局的目光與胸襟，但現代有許多知識分子卻自限於比較小的格局。

張：我那麼欽佩梁啟超是因為他是一個真正的愛國分子，他一直在關心中國。無論是從事政治活動或是寫文章，從年輕時期開始到他逝世，筆下沒有一篇文章不是在關注國家與人民。梁啟超在初期覺得政治可改變一個國家，但後來他了解到，單單從事政治改革並不能救國家。若要救濟國家，則必須從老百姓救起。所以他到了日本後辦《新民叢報》，就是要先把老百姓變成一個新的人，從他的心理、他的常識、他的品格做起，要他們改掉舊的習慣、改掉舊的風氣、追求新的知識。只有新的國民才能有新的國家。所以，他這種知識分子是從大的地方來看，要把整個人民的風氣刷新，然後才能有個新的國家。我覺得今天的知識分子也應效仿這種精神，從遠處看、從大處看，有一個高度，而不只是去注意眼前枝枝節節的事情。因此，知識分子若有這種遠見和心胸，他自然就不會因為一點點的政治利益和個人立場，而做無益於中國前途的事情。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明辯是非．整理：陳翠娟．08／04／2007

安倍從善如流

在國際社會強大壓力下，日相安倍晉三星期一終於就“慰安婦”問題，明確以日本首相的身分澄清和道歉。星期二，中日同時宣布了中國總理溫家寶的訪日行程。安倍的道歉，無疑是基於外交事務方面的考慮，無論是為了掃清溫總的訪日障礙，還是避免自己下月訪美時陷入尷尬，安倍都必須這樣做。否則，如果死抱否認“慰安婦”問題的包袱不放，安倍可能在外交事務陷入其前任小泉純一郎曾遭遇的困局。如今安倍從善如流，無疑在客觀效果上，有助於溫總訪日獲得成功。畢竟，溫總此次訪日，是中國總理7年來的第一次。倘若雙方因“慰安婦”問題再鬧個不歡而散，對中日關係的負面影響可能10年時間都難以消除。

此次“慰安婦”事件不斷升級，直接導火線並非來自中國，而是美國介入。美國眾議院計劃在4月國會休會前通過決議案，要求日本承認“慰安婦”事件，並公開道歉，這讓日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安倍因此發表了否認日軍在二戰時強徵“慰安婦”的談話，招致國際和日本國內輿論的強烈批判。《紐約時報》甚至將安倍稱為“靠掩蓋日本戰爭歷史‘建功立業’的民族主義者”。加上溫總將要訪日，安倍本人亦將在4月到美國訪問，日本《東京新聞》發表評論說，要想讓事情趨於平靜，首相必須追加說明。

基於這些外交壓力，日本政界三大巨頭──首相安倍、外相麻生太郎和自民黨幹事長中川秀直11日分別就“慰安婦”問題發表了講話，同時對“慰安婦”表示了同情和道歉。26日在國會答詢時，安倍亦再次以首相身分正式表示，日本政府將繼續承襲“河野談話”的內容，對“眾多‘慰安婦’飽嘗的辛酸感到同情，對她們的處境表示道歉”。

翌日，中日就宣布了溫總的訪日行程。雖然雙方都不願將“慰安婦”這一因素摻入溫總的訪日，但如果安倍不能就“慰安婦”問題澄清，並收回自己的不當言論，則中國只能判斷，安倍在“慰安婦”問題上的固執一如小泉在靖國神社問題上的荒謬，而必須考慮是否要對安倍投桃報李了。

此外，安倍亦非常明白，今日的中日關係、美日關係，對日本的國際生存和發展空間都至關重要，可以說是日本外交事務的最重要課題。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實際上都是日本得罪不起的國家。而中日關係能夠出現目前的改善局面，一直被日本輿論視為安倍上任至今最重要的政績之一。如果安倍因“慰安婦”問題上的不當言論而使溫總訪日陷入尷尬，中日關係的改善進程再次停滯，只是安倍跟自己過不去。如今安倍從善如流，主動在“慰安婦”問題上收回自己的言論，並道歉和澄清，一方面讓外界看到，安倍並不想如小泉那樣，因自己的一味固執而讓日本的外交處境再度陷入尷尬局面，這種靈活性正是其能夠打開中日關係僵局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亦說明，安倍確實重視中日關係的改善，並希望溫家寶的訪日，能夠對自己的國內處境有所幫助。

中國在國際事務交往中，向來講究“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而且，中國亦同樣相信，中日同為亞洲兩大龍頭，若真能確立戰略互惠關係，創造雙贏局面，不僅是雙方利益所在，亦對整個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平與穩定都至關重要。如今在安倍主動道歉下，中國投桃報李，確保溫家寶訪日能夠成功，讓安倍在面子裏子兩方面都有所得，是不難預期的事。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東張西望．夏泰寧．01／04／2007

理不斷的三角迷思？

記得幾年前，當在野黨把許多民間課題帶上街頭，付諸和平請願、示威時，很多人都認為在野黨嘩眾取寵，無所建樹，但我們的非政府組織，包括社團、工會、各利益團體有為各別的成員利益挺身而出嗎？

我們的工會有為工會全國性注冊、工人權益奮斗到底嗎？工會領袖是否成了執政黨和商業集團的應聲蟲？

我們的社團領袖有為各社群的成員謀取應得的權益嗎？還是個人利益和勛章超越了社群利益？

我們的各行業利益團體有挺身為群體的不滿和權益，公開付諸請願行動嗎？還是各行業領袖至終屈服于現實，害怕丟失自己的飯碗（執照）呢？

難道在野黨人只能逞英雄，不顧自己的飯碗，為往往與自己利益無關的社群伸冤？更恰當的說，非政府組織，包括社團、工會、各利益團體，沒有具體的為成員利益挺身而出，往往造成在野黨必須越俎代庖，擔任非政府組織的角色。

當問題解決後，許多社團和非政府組織都在大選時倒戈，公開支持執政黨，甚至協助執政黨打壓在野黨。這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大選後的執政集團因為壓倒性的支持，並進一步實行更高壓的政策。

政治改革不能依賴在野黨的獨自吶喊，必須得到民間團體的呼應；換一句話說，在野黨不能逞個人英雄主義，來完成民主改革的重任，而改革的基礎必須建立在群體的力量。筆者一向來認為，若代表民間力量的非政府組織，沒有挺身為社會改革出力，在野黨不能越俎代庖，否則不是有逞個人英雄主義之嫌嗎？

那麼執政黨成員上街頭示威請願，又如何解析呢？執政集團的華基政黨領袖和部長，面對華社的問題時，總愛說他們會“向政府請願”。眾人可曾問一問部長們︰你不是政府的一分子嗎？如何請願？

更甚的是︰筆者參加幾項搶劫案女死者的喪禮時，執政黨成員怒髮沖冠，拉布條示威。若想叫凶手看到如此抗議布條就收手不干案，猶如武俠小說般的天方夜譚。若說“有人在朝好辦事”，要政府和警方采取有效率的辦案行動，和國陣代議士、部長們交代一聲，不就行了嗎？

有人不質問執政黨管理不當，反問治安不好，在野黨為何不上街頭示威，反怪在野黨沒做工，不搞好治安。

如此的問題，我只能做個比喻。這就如我的孩子常問我一個極簡單問題︰“爸爸，為什麼懷孕生孩子的是媽媽，不是爸爸？”

筆者第一次拿起生理書本，向7歲的孩子解析“為什麼爸爸不能懷孕生寶寶”時，他發現原來用來尿尿的下體，還有其他“不可思議”的用途，他害羞的躲起來。

執政黨扮演在野黨和非政府組織的角色，非政府組織又被控制而附屬執政集團，國家治安不靖怪罪在野黨，若各司其職，這將不會是理不斷的三角迷思。群眾應該問︰執政者有做工嗎？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野巫豎石．巫程豪．01／04／2007

希拉里道歉

聯邦參議員希拉里‧克林頓25日在舊金山向《世界日報》及另兩家中文媒體道歉，因為上個月她到灣區募款時，其競選總部人員以“中文報紙是外國媒體”為理由，拒絕了3家中文報紙的記者採訪。

事發之時，希拉里當然不知情，不過，經媒體抗議、社區領袖和民權人士強烈反應，競選總部負責人立即道歉，坦承認知有誤，保證不再犯錯，並且承諾下一次希拉里參議員再到舊金山時，會作彌補。

第二次到訪，希拉里不僅約了3家報紙的總編輯和記者作圓桌會談，並且在晤面時主動公開向他們道歉，一一握手問好，強調她了解亞裔社區對美國的重要價值，以及中文報紙的影響力，希望與中文報紙和亞裔媒體有機會直接溝通。當日，希拉里在舊金山逗留了一天，只有這一場是公開活動並開放給所有亞裔媒體。

持平說來，希拉里處理這一場媒體風波，可謂明快周到。在獲悉的第一時間，競選總部立即道歉，緊接本人利用到訪加州之時，親自見面致歉，並且僅邀請亞裔媒體詳盡答詢，用俗話說，誠意很夠、面子給足。

希拉里為什麼這麼做？從“人”說來，她是民主黨人，又是律師出身，對人權、民權問題認識夠深，過去推動健保醫療改革雖然失利，但是對美國基層及少數族裔的情況，當能點滴心頭。從“勢”來說，她自己在紐約州的選區就有華人社區、華埠，也有中文媒體，彼此關係良好，對其影響力心知肚明，得罪不起選民和媒體。何況，正值選舉期間，誤會不應擴大成政治事件，形成對立，讓親痛仇快。

因為人和勢的緣故，希拉里自然很快掌握狀況，並且立即處理。苟非如此，如果她持敵視心理和強勢風格，以她過去和現在對待“右翼陰謀勢力”的嚴厲不假辭色，事態便不會急轉而下。相對而言，從華人媒體風波，倒也顯現了希拉里親和、軟性的一面。

回過頭來，今天亞裔媒體／華人社區能夠得到美國政治領袖的重視，其實也是基於實力原則：我們手上有選票、有行動能力，以及站在有道理的一面，在亞裔／華裔領袖的奔走施壓下，才會讓主流社會不敢小覷。

誠然，華人在美不過300萬眾，選票實力不及非裔、西裔；但是，知識和經濟的實力卻具有相當優勢，苟能據理力爭，自然聲勢不同。這理，是多元化、多族裔的美國，以移民立國，唯有更開放、平等、反歧視，才能維持社會和諧、促成進步，以及使美國繼續成為吸引全世界人才匯聚的夢幻機會之土。未來，即使獨尊英語，使英語成為美國唯一官方語言，都仍然不能排除多語言、多文化的媒體和社區，以及尊重少數族裔媒體和社區所發生的影響力。而這些，正是美國文化具有豐富內涵的重要成分。

爭、爭、爭，據理力爭，華人需要的是更多的關切和行動，不再默爾而息，不再一盤散沙，才能得到美國其他族裔平等對待。希拉里道歉，再次證明了這個生存法則。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金山人語．陳裕如．01／04／2007

為什麼印尼重要？

分析家和學者喜歡坐在冷氣房裡瞪地圖，找出他們喜歡（或不喜歡）的國家，將之列為失敗的或無助的名單內，這是今天的趨勢。身為一名從事國際比較研究的研究員，我對許多在非洲從事研究的研究員被迫去哀求和借款，以繼續他們在那個重要大陸的研究工作，感到啞然和失望，只因為非洲問題在今天是“落伍”的，而且國際社會似乎對這個大陸完全放棄了。對非洲問題有興趣的研究員是何其不幸：除非他們準備妥協自己的價值觀和標準，轉向合時宜的課題如恐怖主義，否則他們將很難取得資金繼續他們領域的研究。

亞洲因素亦是複雜的：過去5年，我看到中國和印度在值得研究的重要國家榜單中地位攀升了。毫無疑問的是，復甦後的中國和印度前景──兩個未來最具影響力的亞洲經濟體──是此復興課題的根源。

可是我們看到一些國家如巴基斯坦、孟加拉、緬甸和印尼，卻被概要地列入了失敗國家，因為那裡沒有崛起的可能。印尼自從2002至2004年發生峇里島爆炸案，被加重詛咒為激進宗教組織和武裝組織的根源地，儘管有關激進組織如回教祈禱團的運作方式仍在調查中，而且我們對他們認識也太少了，並不足以讓我們因此下結論。

然而，我們一再被告知，印尼是弱國，很快就會被敵對的激進聖戰組織推翻。類似的負面預測與常識相違背，任何一位印尼專家都可以告訴你，印尼大型的主流回教組織如穆罕默迪亞（Muhammadiyah，有2千500萬成員）以及伊斯蘭教士聯盟（Nadatul Ulama，有4千萬成員）仍支配和決定印尼的回教趨勢。

此外，回教武裝主義對印尼來說並不新鮮。回教國運動（Darul Islam）在1950和60年代掀起了一場血腥的內戰；而激進組織涉及恐怖行為──例如1980年代著名的佛教寺廟婆羅浮屠被炸──在回教祈禱團出現前早就曾發生。那時候，印尼尚取得驚人的10至12%年度增長率，還曾是遠東“經濟老虎”的其中一員。

為什麼今天她備受質疑？相信有兩大因素導致印尼的國際形象受挫：

國內方面，印尼至今仍須為西方支持的蘇哈多30多年獨裁政權付出代價。印尼公民社會和國家機制經過徹底的去勢後，很難讓一個新領袖完善地治理好國家。印尼策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主任尤索夫華南迪曾評論此“領袖缺席”的課題：“因為沒有領導人，印尼民眾變得近乎歇斯底里。”蘇西洛總統可以、且應該在東盟一些內部問題上（如菲律賓南部冗長的糾紛）扮演印尼的發言人和調解人角色時，但也無故缺席了幾場主要的東盟會議。

此外，印尼也備受幾個內部問題所困擾，強迫總統（就像他的前任般）專注於內部課題：經濟毫無生氣及日愈增加的宗教、族群和分派主義問題，令多個領袖──從哈比比到梅嘉瓦蒂再到瓦希德，直到現在的蘇西洛──都心煩意亂。

可悲且諷刺的是，這些關鍵課題加深了印尼無助的形象，因為其領導人無法及時行動並有效領導，導致外資缺乏信心，以及出現一系列有關印尼前景的負面報導。國際社會的懷疑論因此使印尼問題惡化，它並沒有幫助印尼重整雄風。

但是印尼並非我們可以輕易忽略的不重要的落後國家：身為東盟最大的國家及最大的回教國家，印尼有一定的份量和地位，這應該反映在我們對她的期望上。沒有人可以把印尼的問題列為“內政”，印尼由1萬4千個島嶼組成，擁有2億4千萬人口，如果印尼打個噴嚏，整個東盟（或者亞洲）都會感冒。

1997、98年經濟風暴期間，國際貨幣基金在印尼實施了劇烈的架構改革，印尼亟需援助來促使本身自強。她須要穩定的金融體系挽救印尼盾的價值信心，這將成為穩定上百萬印尼人日常生活和生活成本的強心針，減少印尼部分因宗教、族群和種族間日愈激烈競爭而產生的政治氣候。印尼不需要的是那些“無能領導者”或特洛伊女預言家警告她即將面臨內部解構和崩潰云云的廢話。現在是讓國際社會顯示他們真的關心印尼和東亞命運的時候了。此外，印尼不是一個可以輕易被打發掉的國家。（譯：張立德）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另一面．法立諾．01／04／2007

祝禱特區大計成功

突如其來的97金融風暴打亂了我國2020宏願全盤大計。韓、泰等國紛紛無奈地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的拯救，敦馬卻獨行自救之道。我國免去韓、泰寶貴資產企業遭到外資宰割洗劫之災，但不惜重金保存病態企業，也錯失了打造健康企業、全面提升國家競爭力的良機。鎖匯之策救國家脫離風暴困境，卻始終無法提升復興經濟的動力。

10年過去，幸賴石油、棕油等寶貴資源，時時成為重要的歲收，支撐元氣大傷後的架構。昔日巿場言，一般政府不會坐視掛牌公司倒閉，必救之，免得動搖國本。但10年來，正式非正式倒閉的掛牌公司不知幾許，而私人中小企業收盤者，統計局恐亦無法及時算出。

力挽狂瀾，關鍵在兩座擋路山

本土企業大多維持個不好不壞的狀態；而外資撤出到中、越、泰諸國，則是如涓涓流水，不曾止息。從檳城到新山，空置廠房，跟風暴之前廠地的搶手盛況正呈兩極光景。印尼吸引外資，首次超越我國，將是警鐘。不過，是福是禍，仍視乎當家者和國人──特別是土著──的心態。

身在高位的當權者，對國際形勢、國家實際景況，必較凡夫百姓清楚。這才有首相提出依斯干達經濟特區，以力挽我國競爭力衰退狂瀾的大計。首相之所以說特區“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應是前車之鋻太多所致。

稍具分析能力者皆知，依深圳之樣所畫的葫蘆，依斯干達特區面對的困難卻是迥然不同。深圳是面對窮途末路的計劃經濟，不僅是上層有窮則變，以殺出一條生路的決心，中下層也有大群執行者思變。我們的國產問題，則是上頭有心，其他既得利益階層找不到幾個有意，最不堪者是因利而明反暗反，以求挫敗之。這當中，有兩群，其一為靠種族主義獲取支持起家，並維持其政治生命的政客；其二為從新經濟政策得權力利益的公務員。若廢了新經濟政策的枴杖特權，他們恐懼本身權益受損。兩大群體享受了30多年安舒好處，怎會輕易為了國家大局及長久的好處而放棄這“舒適區”呢？

敦馬掌政20多年，以其過人權威魄力，高瞻遠矚，推動工業化雄圖大略，使我國經濟提升到另一境界。我國經濟臻至今日水平，敦馬之勇於用錢，至為關鍵。每個大工程，一擲數十數百億而不吝惜。如今回頭一望，下焉者柏華惹、巴貢水壩；中焉者賽城、國產車，以及各巨型公共交通計劃；上等傑作有何典範例子，一時想不起。

放開拐杖，既得利益者依不依？

所有敦馬的大計，莫不是要扶持土著，提升國家形象等宏大目標。惜乎，落實這宏大敘事的過程，則常與理想唱反調，終歸“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敦馬的諸多大計失敗，既得利益集團為一累，同樣惡劣的則是枴杖文化所致。但國家已走到這十字路口，不改絃易轍，繼續沿老路走下去，定為死路。

值此外貿和股巿總值雙雙破兆的大好形勢，或許能教一般國人，特別是深信馬來西亞能者自我陶醉。有心的高層應是洞若觀火，深悉外貿總值正如股巿總值，它可以在連漲6個交易日之後破兆，亦可在兩個星期後的國際股巿連鎖性暴跌而打回原形，虛幻而不可靠。我國五千多億的出口總值，逾75%為製成品，其中主要為外資公司在我國僱用非技術低薪外勞裝配的電子產品。台灣電腦業大佬施振榮10年前就說過，裝配工業最沒前途，因為他們已可以設計電腦取代人力。外資入口配件，出口成品，賺取厚利；而外勞裝配，賺取廉薪，我國除了中層技術和管理人員得到有限的就業機會，國家從中賺取什麼？沒有多少外資在10年免稅優惠過後，仍繼續留下來。我國20多年的工業發展，因為技術轉移近乎零，證諸被三夌玩了20年的國產車，即可一葉知秋。我國工業化的所謂工，幾全為無根之苗，縱會開花，也不結果，經不起澇旱考驗。我國已到了非改不可的關鍵時刻。

當局希望從特區開始，用一兩代時光，逐步消解枴杖文化，打造公平競爭社會，提升國力。能嗎？上下要求設立獨立委員會監督警察部隊，鬧了一陣，因反彈而不了了之；一個在蘇丹榻邊造皇宮的老查，無人可奈他何；政客和公務員這兩大群體，團結就是力量，俱有排山倒海的反動力量在前，誰壓得下，越過他們改革？

我們只有祈禱祝福依斯干達經濟特區成功，否則，馬來西亞大寶號這艘曾經金光閃閃的豪輪，不免光彩受損。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星期筆匯．黃子．01／04／2007

星期六, 3月 31, 2007

考試制度應改革嗎？

近日，大馬教育文憑及高級大馬教育文憑考試成績放榜，各語文報章都不約而同的高調報導成績特優的同學，但也有社團領袖非議，認為不宜高調表揚特優生，這其實對學生個人和社會並沒有多大的好處。

去年，“神童”楊世明憂郁而終，過去的高調報導和媒體的過度注意力，往往弄巧反拙，不但對家庭、個人和國家沒有太大的幫助，我們的社會風氣和考試制度也必須深一層的檢討。

我國的教育制度忽略了學生的身心發展，強調過度的名利、分數競爭，考試制度也過于呆板，主流教育體系不接受獨中統考，就是個很好的例子。當我國各公立大學不承認獨中統考時，國內私立大專院校及國外大專院校都承認獨中統考，獨中生出入歐美、新、台等高等教育機構自如，本國的教育體系卻以各種不同理由排斥和歧視他們，造成我國歷年來無數的人才外流，國家人文經濟發展面臨瓶頸。

“新經濟政策”本身並沒有替土著子弟帶來應有的經濟突破，從1970年至今，新經濟政策實行了超過30年，土著的平均家庭收入依然只佔華裔的一半，若以人口平均收入來計算，相信土著的個人平均收入不及華裔人均收入的一半。

在經濟與教育隔離的政策裡，土著學生無法和非土著在同一標準下一同競爭、合作、面對挑戰，造成我國大專學術水平日益滑落。最令人費解的，就是大學入學標準就有兩大類︰幾乎全部以種族區分為高級大馬教育文憑班和大學預科班。之前大學預科班只開放給土著學生，雖然目前已開放10%的學位給非土著學生，但高級大馬教育文憑考試和大學預科班，依然被有關部門嚴重兩極化，對國家和土著學生本身是有害無益的。

為了節省資源，教育部應該考慮廢除大學預科班和高級大馬教育文憑班，采取美、日、中、韓、台的制度，實行中學六年制，劃一土著和非土著學生的入學標準，並模仿獨中的六年高初中制。若要讓大學入學考試多元化，可以開放給不同大學當局和民間特定團體，舉辦多語文的大學入學鑒定考試。

目前，我國的公立大學只能錄取50%左右的大學生，大學入學率依然偏低，有必要提升公立大學的質量，讓滯留國外的非土著學術人員歸國，大膽讓他們在公立大學任教、管理，不但可以提升國內大學水平，也對土著學生和學術界人士有很大的推動作用。這肯定會促進我國各族同胞間的融合。

土著學生和學術界不能害怕競爭，而與他族子弟自我隔離，長久來說，這反而讓自己的族群裹足不前。筆者真的很不明白，政府耗資每年以億元計算的開銷，把土著學生送到國外的歐美大專升學，接受大部分為白人學術人員的指導，為什麼不能接受有同樣水平，滯留國外的非土著學術人員任教呢？

我們必須承認歐美國家的進步程度，但也必須以平等待人的態度，來對待自己的國人。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野巫豎石．巫程豪

布什心中要有伊戰時間表

美國總統布什只剩一年多的任期，在愈接近下台、愈成為“跛鴨”總統之前，應趁著尚有“行為能力”時，在自己心中訂下伊拉克戰爭處理時間表，於任滿前結束伊戰。苟能如此，他應可獲得一定的歷史評價。

若否，他不但將帶罵名下台，成為民間憎恨對象，名列不得人望總統之榜，與克林頓卸任後的風光不能相比，也與其父老布什總統聲望難以相提並論。他不但會是 “布什家族的敗家子”，損害其弟傑布的政治前途，也是“共和黨的敗家子”，將優勢逆轉，斷送驢黨的大好前程；更將是“美國的敗家子”，掏空國庫，也蝕盡美國國際聲望。

所以，布什總統應該要有緊迫感，迅速採取有效措施，去完成心中的目標。不客氣的說，若晚了，布什也就完了。這個時程表當然不宜宣布，以免國內的對手、國外的敵人刻意阻撓，徒生變數。但是，如果按照眼前布什的牛步，大概把爛攤子留給下任的機會居多。

本來，布什有個脫困機會，完全依照跨黨“伊拉克小組”的建議，逐步拔足伊戰泥沼。但是，這多少損害總統權威，也不符布什風格。於是，布什完全挑起戰爭責任，決定自行其是，而與“伊拉克小組”建議脫鉤。但因此承受的壓力空前，不僅民主黨抨擊，共和黨內也開始反彈。而鷹派的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下台；副總統切尼在阿富汗遇襲，其前助理利比洩密判刑，陰影籠罩；此將使布什強硬政策的執行力量減弱。但相對的也製造了布什棄卒保帥的機會。比如，順勢請切尼走路，另擇賴斯國務卿或其他人選繼任，使得他的政治壓力暫時轉移，美國人民有再觀察的機會，從而得到喘息空間。

另一方面，則採文武兩手。一方面大量增兵伊拉克，迅速控制情勢；另一方面，則立即展開國際斡旋。在聯合國，推動新的伊拉克決議；在巴格達會議，推動阿拉伯諸國清理門戶；再其次，則與伊朗、敘利亞打交道，先取得局勢安定，再進一步達成合作。文武兩手多方並舉，而且刻不容緩。趁朝核武問題大致解決，轉移焦點、全力以赴，來尋求伊拉克戰爭終局。也因此，對中俄關係要力求平穩，才能獲得支持；對歐盟的爭取，更不在話下。

對布什文武兩手的反制將不可避免。布什必須獲得國會領袖信任，保證解決伊戰，並以美軍戰場安全需要，爭取支持增兵計划，使得巴格達形勢出現改觀，才能產生扭轉大局的力量。也唯經增兵，才能壓制伊拉克的動亂；布什勢須說服國會，而不是高傲地自行其是，徒滋對立。比如說，與國會領袖協商，聽取政黨建議的撤兵計畫，酌量採行，來吸收國會議員支持。當國會參與越多，共同背書，為布什減壓的機會才愈高。布什若一味站在國會對立面，而不是拉攏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將註定敗局。犧牲切尼，不失為取信國會的政治籌碼。

對海外，伊拉克的破壞和爆炸必然升高，死傷枕藉的鏡頭也必定動搖人心。布什必須透過與伊拉克政府合作，打幾場漂亮勝仗；同時施壓伊朗和敘利亞，從源頭處減少激進回教分子流入伊拉克生事。當然，對以色列的約制不免加強，對伊朗核發展不免小放水。（對朝鮮既已如此，對伊朗何嘗不可？）即使要算帳也留待未來適當時間，而非現在多面作戰，左支右絀。

易言之，增兵既不可免，則極力爭取立刻大舉增兵，以扭轉戰場形勢；同時，以戰謀和，達成外交突破。這些，都要布什總統放下牛仔身段，與國會和友邦打交道，始克有成。現在若仍端架子，應為不為，等到小規模增兵，師疲無功，而軍費創高、教育福利縮水，內外對立日亟，布什會連全身下台都不敢奢望。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金山人語．陳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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