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在懷念中：偉大的“神話破除者”賽胡先阿拉達斯教授

大馬資深學術─行動主義者賽胡先阿拉達斯教授的驟逝，令許多人大為震驚。對後殖民時期出生的年輕大馬學者和知識分子而言，賽胡先阿拉達斯教授可說是一名良師益友、公共知識分子的典範，當學術人員在需要以本身的學識來因應時代的迫切需求時，他是學術界的榜樣。他身為行動主義型社會學家的聲譽，並不局限於大馬，而是遍及全世界，包括北美洲、歐洲、阿拉伯、非洲和亞洲的許多地區。

和我同代的人一樣，我是在1980年代倫敦留學和執教時接觸到他的著作。在準備我第一堂亞洲去殖民化過程的歷史課講義時，賽胡先的著作是我的啟發和不可或缺的參考。以下他的著作是我仍推崇的：《貪瀆的社會學》（1968）、《發展中社會的學者》（1977），當然少不了他的經典著作：《懶散之邦的神話：有關16至20世紀馬來人、菲律賓人和爪哇人的形象研究，以及其在殖民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裡的功能》（1977）。

除此之外，賽胡先阿拉達斯教授的開路之作《懶散之邦的神話》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是其分析了“他者之邦”這以殖民地觀點為出發的刻板模式的建構形式，那是設計去吸引被建構的他者，而同時使被殖民者喪失能力和權力。從來沒有一位大馬學者嘗試做這樣的研究，因為需要多元的分析工具，包括社會學和歷史。來論述分析結果和種族資本的批評；也從來沒有出現類似的反效果。賽胡先阿拉達斯教授的著作不僅是在大馬情境下顯得獨特，且確是其時代的前瞻。

在《懶散之邦的神話》書中，他點出了多個研究政治歷史的學者不應忘記的重點：

首先，身分政治及種族類別，與族群刻板模式的建構從來都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根本上與（種族化）權力操作過程有關。

第二，殖民地體系需要一個由方便的“虛構工具”（借用薩依德的用詞）構成的道德托詞來協助，以便為這麼一個體系提供開釋。

第三，那樣的身分以及差異的永續化和再造，與種族化殖民資本主義的操作是同行的，同時兩者互相維繫，為此幫助塑造高度分化和不平等的“多元經濟”，這在許多殖民地是何其的普遍。

第四，在殖民資本主義深植入許多殖民地的差異化和分化主義的種族政治之後，是很難被連根拔起的，即使殖民者已經離開了，當地的菁英仍會照本宣科，以同樣一套的分而治之工具來維繫和鑑定他們的權力。

在同一部作品中，賽胡先阿拉達斯教授繼續闡明的最後一點，顯然在他尖銳地揭穿了一些大馬人的著作，如馬哈迪的《馬來人困境》（1970）中出現的種族化刻板模式後，而有所啟發。賽胡先揭露，這些由新一代領袖所寫的作品，展現了在大馬社會裡以種族來分而治之的殖民地時期思維，在後殖民時期仍可悲地盛行。他更為之悲嘆的是，即使在1970年代，國內的馬來種族─國家主義者領袖仍以殖民地的陳腔濫調和刻板印象──即馬來人是需要保護的“落後”和“懶散”族群── 來作為爭取特權和權力的基礎。

賽胡先的同事和學生，會銘記他是大馬其中一個批判學說的先鋒，即使“批判學說”這個詞在他的年代仍未風行。他大部分的著作和學術研究精力，集中的焦點都是傾向於批判性質詢，和解構許多不求變的舒適假設，即殖民期和後殖民期知識和權力規律的基礎所在；證明學術著作不只是具備社會和政治關聯，而是類似的批判思維也是有政治需要的。一如國民大學的諾萊妮教授所言：

“他的逝世，為馬來和馬來西亞學術文化及學術傳統劃下時代的句點。賽胡先阿拉達斯教授是一個享譽全球的社會科學家，他主要研究馬來社會、文化和政治。他曾是一個馬來政治文化的激烈批判者──用上“bebalism”（即指不求變，即使給予了正確指標，仍死不悔改的心態）此概念來形容馬來學者和政治人物無能力去處理和面對快速的社會轉型、現代化、文化轉向和“西方化”的趨勢與挑戰。同時他也激烈地捍衛馬來社會和文化免受‘殖民地有關懶散之邦的觀念和觀點’所損害。”

亞洲另一盞明燈熄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