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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兩則對白談起

話說有一中年婦人，一天氣急敗壞地見心理醫生，以下是他們之間的對話。

婦人：醫生，醫生，你一定要幫我，我的丈夫以為自己是一隻雞！

醫生：哦？有這種事？他甚麼時候開始以為自己是一隻雞？

婦人：從我們結婚開始，他就是這樣了。

醫生：哦？那你為甚麼不早一點來找我幫忙？


婦人：唉！因為那時我們需要雞蛋啊！


第一次聽這對白，覺得好笑。後來有幾次回馬，竟然聽到類似以上故事的對白：

Ａ：大馬貪污濫權的問題嚴重得不得了，大馬的大道好像大盜，政治人物貪得無厭，除了大選時來找你，平時為人民做過甚麼好事？

Ｂ：他們是甚麼時候開始變得這樣的？


Ａ：甚麼時候開始？一直就是這樣，而且越來越嚴重。

Ｂ：那你為甚麼大選還投他們一票？


Ａ：因為我們需要他們為我們做事啊！


我相信有不少人以為第一則好笑，第二則沒有甚麼不妥，雖然二者神似。對白可有不同解讀，我則認為它揭示獨立思考之大忌：當局者迷，以熟悉為正常，以自我為中心。

在這種思考盲點之下，第一則對白是笑話，第二則卻不見好笑。這種例子，現實不乏其例，比如不少基督徒不覺得在“只能”訴諸聖經的情況之下，反對這反對那，對社會大眾進行“道德”訓話，有甚麼不妥。可是一旦一些伊斯蘭教徒在只能訴諸古蘭經的情況之下，限制社會大眾的穿著與生活，他們就覺得不可思議。反之亦然。

同樣的，有宗教信徒堅持科學教科書不能只提進化論，還必須提創造論，在講解進化論時，也講神創造世界，以示“公平”與客觀。說這種話的人，十之八九不是回教徒就是基督徒，他們覺得這叫公平與客觀，沒有甚麼不妥。可是這叫“公平客觀”嗎？真要公平客觀，科學教科書還應提佛教的緣起論，還有興都教徒對世界由來的解說，還有印弟安人的創造論也與穆斯林基督徒的不盡相同，都不應錯過。否則，憑甚麼說“公平”與“客觀”？我懷疑，那些喊公平與客觀的人，堅持科學教科書必須提創造論的，有多少個不會反對把全世界所有宗教對世界的源起解釋都加在科學教科書裡？這現象說明了甚麼？

殊不知有多少人的不公平是意指其權益受威脅，但自己傷害別人權益，或他人權益受損，他卻沒有一點“不公平”的感覺，甚至還以為“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嘛”。太多人傾向於把自己相信的當做唯一與絕對真理，他們沒有能力設想異己也一樣以為自己擁有唯一與絕對真理；至於要他們明白異己在認定自己絕對正確的情況之下亦可能錯誤，而自己如今堅信的也很有可能未必正確時，就更難了。

一個自由的靈魂，不能沒有原則，但必須開放，要有存疑的厚道（give your opponents benefits of the doubt）：假設對方可能正確，懷疑自己或許有錯；從這大前提出發談論問題與交流。固執己見，故步自封，靈魂難以自由。

避免經濟發展大起大落

中國升幅逾倍的上海A股股市，可謂2006年全球風騷最勁的市場之一。為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稅率，中國在2006年最後一個星期推出的企業所得稅法草案，更使中國民眾對股市和國企產生新的憧憬，完成制度變革的中國A股市場，正成為全球投資者的聚焦點。然而，本月上旬閉幕的中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努力避免經濟發展的大起大落”列為首要任務，顯示中央領導層的關注點。而造成如此謹慎的態度，原因之一無疑是面對人民幣升值的中長期預期，充裕的國際熱錢通過香港購買人民幣資產的熱潮持續。

毫無疑問，中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制度變革外部推動等眾多因素共振，促成了A股市場今年的牛市行情，但同樣不可忽略的是，中國高達15萬億人民幣的居民存款以往缺乏投資管道，和國際熱錢對人民幣升值的中長期預期，是推動牛市行情非常重要的因素。

從去年7月21日實施匯改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幅度逾4%，但中國外貿順差一直居高不下，外匯儲備迅猛增長，迫使央行被動投放大量基礎貨幣，導致市場流動熱錢非常充裕。5月份的全球股市結束調整以來，香港國企指數漲幅跑贏全球主要市場指數。由於港幣與美元之間的固定匯率制度，以及中國嚴格的資本管制制度，國際資金買入H股已經成為坐享人民幣升值利益的合理通道。

北京領導層對經濟發展的前景態度審慎，一方面頻頻出手實施宏觀調控，但投資規模過大、信貸增加過快、貿易順差過大，投資和消費比例失調的結構性矛盾依舊突出；另一方面，全球經濟變化的眾多不確定因素正日益影響中國的金融穩定和經濟發展，當局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採取的溫和措施，使得國際熱錢對人民幣的升值預期更為強烈，而中國持有的逾萬億外匯中，高達70%的美元資產則同樣受到美元貶值的影響。

只要人民幣升值預期不改，國際資金就不會放棄追求人民幣資產。然而，國際熱錢既能載舟亦能覆舟，從泰國採取強硬措施抑制泰銖升值可以看出，大多數亞洲國家不願承受過大過快的升值壓力。而中國政府在匯率問題上也一直處於兩難境地，讓人民幣大幅升值，雖可以加快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卻可能導致外匯儲備中的美元資產蒙受重大損失，同時可能引發國際熱錢在達到推高人民幣資產的目的後撤資走人，造成中港股市動盪。但如果堅持目前人民幣小幅緩步升值的做法，國際熱錢將繼續發酵人民幣升值預期效應，在中港股市興風作浪，同時，對美國的巨大貿易順差則無法解決，可能招致雙方更為激烈的貿易、政治磨擦。泰國最近實施金融管制措施的教訓亦顯示，如果北京領導層堅持要讓指望人民幣大幅升值的國際熱錢失望而歸，國際熱錢完全可以選擇快速撤離香港股市，進而對中港的金融穩定造成衝擊。

此外，必須看到，中國證券市場和金融領域的許多深層次問題和結構性問題尚未解決，與成熟市場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尤其是上市公司的整體素質不高。中央領導層要為民眾的巨額儲蓄創造新的投資機會，將加快H股回歸A股市場的進程，無疑是為內地熱錢分洪的途徑。但在沒有投資經驗的民眾紛紛加入股民行列下，股市的任何大逆轉，可能引發的衝擊將絕不限於金融領域。

面對高達15萬億的中國居民儲蓄向股市大“搬家”和國際熱錢持續流入，中國要避免經濟發展的大起大落，就必須高度重視如何應對國際熱錢圍繞人民幣升值問題的翻雲覆雨。尤其是隨著中國在世界經貿的江湖地位日益重要，開放外匯管制、實現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只是時間問題，如何根據自己的利益安排合情合理的時間表，是相當棘手的考驗。即使目前外匯管制仍維持，如何嚴防無法自由離開中國的國際熱錢在內地股市、樓市或其他市場的東流西竄，造成衝擊經濟的正常秩序，同樣是中共領導層需要應對的難題。

台灣的聖誕很政治！

聖誕節本質上都非政治，但台灣卻是舉世唯一的例外，儘管現在距2008年3月大選還有一年多，但台灣的總統大選熱身賽已利用聖誕假期的各式各樣活動開始了。這是好大一場混戰，最後誰會是贏家，要說得準還早得很啦！

2008年大選會特別提前熱身，不是沒有理由的。第一，國民黨黨主席馬英九的台北市長任期到12月23日（星期五）為止，25日起，他成為專職黨主席和 2008大選的國民黨準候選人，當馬英九已上了跑道，民進黨當然不能落在人後。第二，12月9日的北高市長選舉，民進黨當敗卻未敗，在某個意義上甚至可說是小勝，因而不但擋住了過去一年多的頹勢，還打紅了士氣，於是一場新的反擊遂在選後全面展開。民進黨以搞群眾運動的方式打國務機要費案，不但持續扣檢察官紅帽子，也利用吳淑珍的不支送醫來抨擊主審法官“沒有人性”。這一波反司法的群眾運動式搞法，其實不止是要幫陳水扁夫婦脫罪而已，更重要的是要藉此來抹掉民進黨政權的貪腐形象，為2008製造有利的情勢。在這種大反擊的氣氛下，民進黨的要人們，包括游錫、蘇貞昌、謝長廷、呂秀蓮，當然必須提前卡位，俾及早搶到有利的戰略位置。

民進黨行情上漲，四大天王卡位


於是，今年的聖誕氣氛自然變得非常政治。高雄市前市長謝長廷雖在台北市長選舉上落敗，但他在國民黨的地盤卻得到破紀錄的高票，儼然成了民進黨的英雄，行情看漲，落選當日，即已有群眾高呼“選總統”。聖誕前夕他到高雄參加聖誕活動，支持者的“謝總統”呼聲即不斷。而行政院長蘇貞昌利用假期巡視，當然也是“蘇總統”的叫個不停。民進黨黨主席游錫前陣子行情低到不行，如果北高市長雙敗，他幾已注定出局，但因贏了高雄，他的氣勢又旺了起來。至於呂秀蓮當然不甘雌伏，找了韓國電視劇《大長今》作者柳敏珠代筆《世界之女呂秀蓮》，也搶在此時出版，宣稱目前有12國是女性元首、13個女性副總統，擺明了要競爭大位之勢。

因此，目前的民進黨在憋氣了一年多後，現在又進入了信心上漲期。台灣話說一個人趾高氣揚為“走路有風”，此刻的陳水扁由於阻擋了頹勢，早已不再彈什麼“權力下放”，而是又再“走路有風”了。因此，儘管民進黨內蘇、謝、游、呂在爭，到了最後關頭，恐怕還是要陳水扁說了算。

根據目前的趨勢以觀，由於蘇貞昌佔住了行政院長這最好的戰略位置，可以藉任免官員來厚植實力，也可以藉分配預算而收編各路人馬，因而在大家集體狂弄中，仍最佔上風。就在最近，他推出金融機構人事調整案，這是為掌控財金資源鋪路，他為爭奪大位的佈局可謂已經展開了。儘管蘇貞昌在兩岸問題較有彈性，因而被稱 “蘇修”，像李登輝及急獨派甚為含恨，不過台聯的沒落已為大勢所趨，李登輝雖企圖“揚謝抑蘇”，但功效不大。這也就是說，截至目前，蘇的上風似乎可確保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國民黨缺乏鬥性，總統之路多變


相對於民進黨，國民黨的形勢卻艱苦而危險多了。

馬英九在2005年“三合一”選舉大勝後，的確如日中天。但這次北高選舉當勝而未勝，他走順風船的階段已告一段落。這次北高選舉，親民黨的宋楚瑜已正式出局，但藍營反而變得更為詭譎，長期潛伏在國民黨內部的“當權─本土”之矛盾，反而有公開化之虞。這也就是說，馬英九和王金平在北高市長選舉後，確實已有漸行漸遠之勢，最近王金平放話稱，國民黨候選人不一定非要馬英九不可，其意向已明。根據圈內人透露，李登輝似乎也在考慮運作“王謝配”、“王呂配”之局，一旦情勢走到這個方向，馬英九的大選之局難免出現致命性的弱點。

其實，任何人由北高選舉中國民黨當勝而未勝，即可看出國民黨有著極大的問題：

國民黨過去長期執政，它的人才出頭管道都是“學官體系”，擁有外國學位加上有點淵源，即可一路順遂。這樣的人才出頭管道，使得國民黨的當權人物一方面缺乏群眾性，也使得他們不能和民意代表水乳交融。而最致命的，更造成了國民黨重要領袖皆缺乏旺盛的鬥志和企圖心。這次選舉的國民黨主角，包括馬英九、郝龍斌、黃俊英，都是這種“學官體系”的人物，在面臨敵對性極強的選舉時，即無法帶動出攻勢，反而淪為守勢，國民黨當勝未勝，其實是咎在自己。

國民黨由於缺乏鬥性，因而無法在相鬥中形成思想──我們不能疏忽了，幾乎差不多的思想都是打筆戰打出來的這個事實，當然也無法在相鬥中凝聚士氣的團結。長期以來，國民黨都是在守而非攻，國民黨的政治主張也多半缺乏新意，甚至還經常拾民進黨的牙慧。馬英九一度以形象取勝，但特別費一陣亂打，他的形象資產大幅削弱，將來還有什麼新資產實讓人懷疑。反而是它內部的矛盾趁勢而起，有禍起蕭牆之虞。國民黨內，馬英九與王金平的裂痕、馬英九與連戰的微妙關係，其實目前尚未表面化，而一旦表面化，即會對國民黨造成毀滅效果的危機。

因此，今年的聖誕很政治，台灣的藍綠雙方已為大選拉開了序幕和陣勢。未來這一年──估計到了明年7、8月間，雙方的候選人即可出爐。民進黨表面看起來亂，但由它過去那種“在鬥爭中團結”的傳統，它的問題其實並不如人們以為的那麼嚴重。真正讓人擔心的，反而是經常“在鬥爭中分裂”的國民黨，這或許才是馬英九在2008年之前的最大難關！

不容往事盡成煙，章詒和寫下千古絕唱

章詒和（以下簡稱“章”）的成名作品《往事並不如煙》，描述的是中國大時代裡一群知識分子的際遇。她以細膩的筆觸、獨特的視角與溫厚的學養，將“文革”的血雨腥風、恩怨情仇以及人性的幽微曲折描寫得深刻動人。其後，章詒和又寫下了《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和《伶人往事》，掀起了近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熱潮，以及許多海內外知識分子的關注。星洲日報集團總編輯蕭依釗（以下簡稱“蕭”）和她對話，探討書中那一段歲月留下的點滴痕跡、寫作的初衷和書本出版後引起的極大迴響……

蕭：您無心當作家，只想把父輩的故事寫出來，最後卻成為知名的作家，作品寫的都是父輩的故事。您是和淚而作；讀者是噙淚而讀。在那個時候，中國大陸為什麼會發生那樣的政治運動？

章：這是自毛澤東去世以來，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以後，長達二、三十年裡，一個被大陸學界、政界、知識界和文教界，以至有頭腦的學生、關心中國未來的、有政治責任感的、希望中華民族擺脫政治獨裁和窮困的老百姓普遍思考的一個問題。其實這並非一個非常特殊的問題。之所以普遍，可以說是自1949年到毛澤東逝世，長達數十年時間裡，持續不斷的政治運動，每個家庭都受到波及、影響和迫害等等。幾乎中國每一個家庭都為毛澤東的政治錯誤付出了代價。

這個政治錯誤就是指政治運動。大陸有很多作品都有記載政治運動是如何發生的，我個人認為有一定深度的作品是何方先生的《黨史筆記》。

何方認為政治運動並非開始於1949年，而是1942年的“延安整風”。他說，毛澤東確立了自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以後，就開始持續不斷地應用這個運動確立個人權威、統一異者及思想。這是讓所有人服從於一個人的最好方法。

極端人治帶來無窮禍害


蕭：如果請您用最簡單的詞語來總結“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您會如何總結？

中國至今未能徹底檢討和反省這兩場政治運動，因此我們仍在中國及海外華人世界，包括馬來西亞華人中，看到了文革式的言論。

章：我覺得最深刻的教訓是極端人治的結果。一個人就能夠搞那麼大的一場浩劫，一個人就使那麼多人受到迫害，一個人使那麼多家庭破裂，一個人就鏟除完畢社會菁英階層，一個運動可以使最珍貴的文物變成灰燼。可悲的是，國民服從這種人治。即使有反抗，採取的是無言的反抗，包括自殺，但是作用微乎其微，事情結束之後會被重提。當初包括像老舍投湖都是一種反抗，拒絕繼續受辱，用自殺來保持自己最後一點點的尊嚴。

但是，終止這個運動在當時是沒有辦法的，而現在唯一的辦法是我們必須結束人治而走向法治。問題是，在中國，這個階段還沒完全結束，完全徹底的法治階段還沒有真正到來。

不過，比較欣慰的是，現在的中國已經沒有人能夠像當年的毛澤東那樣，再掀起這樣的運動。現在推進了許多，中國的立法也在努力的去做，但人治階段還沒有完全結束，所以人民關心政治，就得關心誰是省委書記、地委書記。這和西方誰當總統沒有關係，那是靠法治，總統有錯誤可以通過選票反映來矯正國策。這在中國還遠未達到。

中國的民主體制究竟是什麼樣，還需要中國人的智慧去解決，肯定的是，它不能是完全照搬美國的那一套，畢竟民族文化傳統不一樣。

面對死亡和痛苦的悲涼


蕭：您筆下的人物際遇，讓人覺得悲涼；但您自己說“像發黃的一片葉離開老樹而飄落，而這樹早已是無花又無果了”，這句話同樣讓人覺得悲涼。

章：很多人都問過我這個問題，說接觸我和看書是兩個不同的形象，說我本人是非常的爽快開朗，有男人的氣概。這和我父親的影響有關，他十分慷慨大度，這是他非常大的特點。他身在第三黨，周旋於國共兩黨之間，如果心胸太狹窄，第三勢力就沒辦法生存，因為那兩個黨是有槍桿子和軍隊的，第三黨就是一群文人，所以必須慷慨大度，左右兩派的人都能做朋友，借助於雙方的周旋和拉攏，以達到第三勢力在政治上的目的。這個我可能接受我父親的影響多一點，就是在做人和性格上比較開朗。這也讓我能渡過牢獄的生活。

我的悲哀是1957年以後開始，就是傳統上說的命不好，不停地受到政治迫害，從1957年一直到文革，之後的1989六四，但我在政治上始終保持自己的看法，不輕易改變政治立場。如果事實教訓了我，那麼我可以矯正，如果沒有，我還是堅持，所以很難和某些官方的主流意識形態取得認同。在中國，如果你不能去應和投合主流意識型態，你的日子就會有些麻煩，這不必多解釋。

那些終日相處的父輩親人都陸續走了，繼而又目睹很多慘烈和死亡。我在監獄裡曾從事一項工作，就是埋犯人屍體。慘不忍睹，痛苦無告，而你愛的人和愛你的人都先你而去。

所以我說，我的作品都是寫給天堂的人，他們和死亡在一起，生者就很悲涼了。

活下來的人有責任發聲


我為什麼會寫《伶人往事》，就是因為第一本書太痛苦，人要稍微緩和一下，總不能一拿筆就伏案而泣，還哭出聲音來。

寫《伶人往事》是聯繫著我的專業，寫唱戲的輕鬆一下，但後來發現也不是那麼一回事。我發現又和自己的經歷與個性聯繫了起來，眼淚又流了下來。

這是一種狀態，這個狀態來自於經歷。

蕭：面對這樣的情況，普通人需要宗教力量扶持，像你這樣必須靠自己，可見您的意志很堅強。

章：親人前輩沒有來得及說一句話就走了，我必須活下來。我們是不是應該出一點聲音呢？聲音大小沒關係，總要發出一點聲音，所以我說每一個人都應該寫。

我之前接受採訪時說，比我知道內情的人很多，中共高官也好，大陸民主黨派的一些負責人也好；關於第三勢力的情況，關於中共內部情況，很多人比我知道的多，但他們都不講，最低限度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遺憾的事。這個民族的健忘症和我們的長期沉默相關。

蕭：由此可見，您是個意志十分堅強的人，一般人可不能像您一樣堅強。

章：我覺得華人很有韌性，和歐美、日本人很不一樣。像日本人，當他們痛苦時，會用自我了斷的方法來了斷愛、恨、情，乃至工作中的煩惱。這也是一個挺令人驚愕的事。我們這個民族是在於韌。但韌不是忍受，當然也必須承受，但在承受中不要違反自己的意志，去做你覺得應該做的事。

現在大陸很多人在說體制內的人如何，體制外的人怎麼樣，我覺得中國國情極端複雜，不能用體制內體制外來劃分思想情形，其實體制內的人也有做得很不錯的，例如劉君明、梁志平等人都是體制內的，和我是同事。

政府查禁，事實封不住


蕭：您的成名作《往事並不如煙》，在中國大陸成為暢銷書之後，卻被當局封禁。有人為當局的查禁行為辯護說，您的回憶是片面的，對一些人的描寫並不公平，這些人的後代向當局告狀抗議，才導致當局查禁您的書。

章：查禁方法是把市面上的貨賣完了，就不準再印，當局是以這種方式讓書本自行就結束，所以造成盜版很多，估計有120萬到160萬。我對盜版沒什麼看法。但書籍以低廉的價格普及起來，是當局意想不到的。其實還不是中共當局查禁，恰恰就是我涉及到的書中人物後代，由於他們都是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常務副委員長後代，副委員長是屬於國家領導級，他們沒有通過法律途徑指我抵毀和誹謗；我曾對律師說，如果我有抵毀誹謗和造謠，我願意和他們對簿公堂。我這個人就是不怕打官司，因為一輩子都在跟管制、裁定、押送、宣判等中國法律行為打交道。我不怕打官司，但中國老百姓特別怕打官司，怕丟臉、要花錢，而我不怕。

兩個副委員長的故事我並沒有寫完，如果要繼續寫還有得寫。我對他們是夠尊敬的了。以胡愈之為例，他在抗戰中的表現、後來在新聞出版業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學界所公認的。

關於郁達夫之死，胡愈之文章的解釋恐怕是最權威性的，我也看了。胡先生和我們私交一直很好，他在1957年以前對羅隆基和章伯鈞是非常好的，民盟中央曾經有人提過意見，指責胡先生對章和羅兩人太好了，這不是我講的，但我有文字材料為據，不過我都沒寫。1957年以後，卻180度轉變，天天在罵章和羅兩人，我寫的恰恰是反映這一段事實。

到了1980年，中共官方給55萬右派改正的時候發了一個文件，中央級保留了5個右派，按順序是章伯鈞、羅隆基、楚安平、陳仁炳和彭文應。當時的胡愈之，一看到就火了，找到中央統戰部，質問：為什麼章和羅兩人的問題還不能解決？為什麼這5人都是民盟成員？這是他在80年代的反應態度，和之前很不一樣。

我沒有寫到這一段，因為它不在我選取的時段裡，而且我還知道胡先生處理民盟許多日常事務的表現，我並非造謠，有材料為證。我都沒有寫。

傳記應該包含正反兩面


看傳記，一般來講都要看西方的，西方傳記的水平高。西方的觀念是一旦是個人物，他就是公共資源，不為家族後代所獨有的，任何人都可以取用。名譽權只限於生者，你活著我寫你，若歪曲，我們兩人可以打官司，一旦你死了，你不再享有。

在西方觀念裡，傳記如果稱為大傳，應該是很完整的。什麼為完整？光有優點、長處、功績，不叫完整，包括他的性情、癖好、習慣、情調、私生活、隱私、惡習、錯誤，還包括罪惡。他一定要這樣合起來，包括人的兩面加起來。西方大傳一定是這樣，中國的就不行，只能說好的，否則家屬就會找你麻煩。

他們沒有起訴我，只是不斷的寫信告到中央統戰部。這本書被禁起源於中央統戰部，不在於中央宣傳部。

話說到一半就別說了，本來胡先生我還可以寫，但家屬都鬧成這樣，那我還寫什麼？

不朽，事關身後事


蕭：作家們都想寫出不朽的作品。您認為，要成為不朽，應具備什麼條件？

章：不是你想不朽就不朽，這個時代在中國，是拒絕深刻、拒絕不朽、拒絕經典的時代。這個時代追求的是好聽、好看、好玩。

在這個大環境下，作家只要能夠堅守文學是關係到人的靈魂和心靈這一點，已經是很好的了。朽不朽是以後的事。不朽是要經過自然的選擇、歷史的積澱、社會的認可，很多因素的共同作用，而且是一種身後事。

蕭：目前在港台，尤其是香港，報紙根本沒有文學園地，台灣也越來越傾向短文，只有中國作家才能寫長篇。

我覺得中國文學的發揚，很大程度還是要靠中國的作家，中國整個制度也才能養這麼多的優秀作家。另一方面，中國的美女作家表現就很奇怪，比西方的還前衛，為什麼呢？是不是文革把所有文化道德傳統都擊潰了，使到新生代發展出自己的一套價值觀？

章：是的。這牽涉到價值取向問題，還有你為什麼活著？你怎麼活著？你願意以何種方式活著？這牽涉到根本問題，表層的問題是太想成名、急功近利。然後以文字為生的人，就選擇一種最迅捷的途徑，這就不靠文字的功力了，而需要別出心裁，包括用身體寫作，不在乎名聲的好壞。

國家認同，不能與政權等同


蕭：龍應台最近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講，出席者問她是否仍視中國為其“祖國”。龍應台答稱，“中國的文化是我的祖國（motherland），但目前這種政權統治的中國絕對不是我的祖國”。因為一個不尊重她所珍視核心價值的國家，她不能接受為“祖國”。她的談話在華人世界中引起議論。您怎樣看這個問題？您贊成 “文化中國”的說法嗎？

章：我懂龍應台的意思，我覺得她其實是一個就文化而言，另一個就政權而言，本質的差別是在這。她珍視的是文化中國，她不認同的是政治中國。龍應台也好，余英時也好，他們有權力這樣講，因為每個人無論面對一個人還是千萬個人，你要表達的東西都必須是真實的，而我認為她所表達的是真實的，尤其是在哈佛這種場合。我一點都不奇怪，合乎她所接受的教育，也合乎她一貫的表現。

蕭：批評龍應台的人是不是把政府和國家劃分不清？

章：對，這和中國的長期教育有關係。什麼叫民族？什麼叫國家？那就是一個中國共產黨，黨國是一個概念，黨取代了一切。然後我們要一直感謝毛澤東，他老人家來了，我們才有中國，才有好日子。這是我們50年來一貫的教育，現在好一點。

我們也有水災、風災、旱災，需要救濟，依賴政府是不夠的，也要發動所有的公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但中央電視台報導，這些救濟品如棉衣、冬衣，新的非常好的送到災區以後，災民第一個就是感謝共產黨。我聽了就不太舒服，因為我不是共產黨，我覺得應該感謝每一個肯伸出援手的公民。這不是共產黨做的。

先把話說清楚

若要有效溝通與對話，必須儘量用語清晰，語意不清或說話含混籠統，可能有兩種結果：一是對方不知你到底要表達甚麼，結果無從對談；二是大家對同一用語有不同理解，卻又以為在談同一件事，最後難免各說各話，難怪誤會更重。無論前者後者，均屬不幸。有關前者，我舉例示範，康德在《純然理性限界內之宗教》第一版之前言如此開頭：

“就道德是建立於人作為一自由而又同時透過其理性自我制約於無條件的律則之下的存有這一概念而言，它既不需要人之上有另一存有這一觀念去使人確認其義務，也不待律則自身以外的其它動機使人踐行其義務。”

除非你對康德哲學有所涉獵，否則你知道康德到底在說甚麼嗎？縱使你對康德思想有所理解，如此連續44個字才一個逗點的句子，一口氣念完還能繼續正常呼吸已經大幸，哪還有精神去理解？如果我們連一句話到底想要表達甚麼都不知道，怎麼可能對這句話有甚麼意見？換句話說，如果你連對方說甚麼都不明白，憑甚麼說他說得對或錯，或你贊同或反對？

語意籠統，有如雞同鴨講。不知所謂算是大幸，至少大家知道自己不知道對方在說甚麼。最不幸的還是大家自以為了解彼此的意思，但事實上卻是在談不同的概念，這才麻煩。為要避免語意含混的問題，必須將語詞加以定義，如此至少能在一個共識基礎上對談。

創造論與進化論的對談，一般難有結果，在於談論者對創造論與進化論缺乏明確定義。許多人以為彼此勢不兩立，粗糙地以為進化論等於說人是猴子變的和神不存在，而創造論則等於神在6天內造人又造世界。但如果我們能明確地定義各種創造論與對創造論的詮釋，了解不同的學者在各別領域如地質學、化學、遺傳學、天文學等論進化論的差異，彼此未必絕對勢不兩立。

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單就基督教的創造論就可以有不同的詮釋，至少聖經〈創世紀〉就有兩種不同版本的創造論，一是在〈創世紀〉第一章，另一則是其第二章。很多人以為第二章的創世記錄是第一章的重述，其實如果我們仔細考察創造秩序，就會輕易發現兩者有明顯差別。如第一章論神在第三天造植物，第六日造人之前先造動物，可是在第二章的創世論卻是造人之前大地沒有植物，造人之後才造動物。一本聖經就記載了兩種不同的創造論，表示一個大傳統內兩種小傳統的神學差異，這是許多談論創造論的宗教人士自己都忽視的。聖經〈創世紀〉的創造論是談論“神學”還是“歷史”？還是兩者都是，抑或兩者都不是？如果是“歷史”，哪一個版本的創造論才是“歷史”？或兩個都不是，但不可能兩個都是，否則就違反邏輯的基本原則──排中律（the law of the excluded middle）。如果有人堅持那只是同一創造論的不同敘述，而非兩個不同版本，則必須解釋如何處理之間矛盾，否則就違反另一邏輯原則，即不矛盾律（the law of noncontradiction）。由此可見，創造論與進化論之間的辯論，恐怕還必須在大家釐清各自理論之中的差異後，才進行之間對話。否則，恐怕由於各造對各自與彼此用語概念過於籠統，糾纏於無謂歧見，越扯越遠，無能落實對話的意義。

職是之故，在對話與判斷之前，沒有甚麼比先弄清定義，先把話說清楚來得更重要。

中國需要更多的寬容

在海內外享譽極高的中國哲學思想界領軍人物李澤厚，最近傳出去年在中國社科院推出首批學部委員時被院長陳奎元認為“不符合政治標準”而落選。此次事件再次說明，中國雖走上了經濟強盛之路，但思想的樊籠仍無處不在。

成名於上世紀50年代的李澤厚先生，以重實踐、尚“人化”的“客觀性與社會性相統一”的美學觀卓然成家。上世紀80年代，李澤厚不斷拓展其學術論域，促引思想界在啟蒙的路徑上艱辛前行。其名著《美的歷程》，對當時的中國知識界影響甚巨。1989年六四時，李澤厚公開同情學生的訴求而開始與中共領導層分道揚鑣。不過，中共領導層一直對他甚為客氣，上世紀90年代經批准，李澤厚得以旅居美國，先後出版了《論語今讀》、《世紀新夢》等，對中國未來的社會建構給予沉甸甸的人文關懷。像他這樣一名哲學思想界的重量級人物，卻因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奎元認為其“不符合政治標準”，而在首批學部委員選舉中落選，凸顯出中共領導層對中國的思想者仍缺乏應有的寬容，仍希望以“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政治標準，桎梏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從而確保中共的一黨執政地位能夠永遠維持。

其實，經歷過上世紀的種種戰亂和1949年中共主政後的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事件等風波，中國的知識分子基本上採取了“告別革命”的立場，只是希望以自己的獨立思考為中國的復興貢獻智慧和力量，中共領導層之所以能夠容忍李澤厚這樣的一代哲人繼續在中國發揮影響力，很大程度上亦是因為中國知識分子的許多思考和努力，在一定範圍內與中共的執政思維有交叉點。像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提出的構建和諧社會理念，在一定意義上是向中國傳統文化回歸，或者說是在借鑒中國傳統文化中某些能夠引發全體中國人共鳴的要素，來為今日中共的執政理念服務。中央電視台這兩年非常紅火的一個節目“百家講壇”，將內容定位從原先的人文、自然和社會轉向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掀起一陣“國學熱”，同樣是得益於中共領導層執政思維的轉變。

然而，中共領導層的寬容是有限度的，回歸中國傳統文化更是直接服務於其執政需要，百家講壇掀起的淺思維國學熱可以容忍，甚至受到鼓勵，但如果是知識分子階層要以真正的獨立思考打破思想樊籠，從而扮演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卻是不容的。這也正是如李澤厚不能成為中社科院學部委員的真正原因。

另一方面，雖然知識分子意欲告別革命，但中國社會經過近30年改革開放進程的種種社會矛盾，使得中國社會仍有發生革命的種子。而現代科技的發達，又使資訊傳播達到無孔不入、無遠弗屆的地步。今年元旦就流行這樣一個手機短訊：“中山率領流浪漢，澤東率領窮光蛋，小平率領小商販，民哥率領貪污犯，剩下我們怎麼辦？跟著濤哥混口飯！再難也得過元旦！李逵祝你天天開心好事不斷。”諷刺挖苦和社會現實的強烈不滿是不言而喻的。這樣的短訊如果在一二十年前，根本不可能透過手機廣泛傳播，亦可以在很短時間內追查到來源，將發佈者送進監獄。然而，今天卻能廣泛流傳，顯示要以脫離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現實的思想樊籠來桎梏中國人的思想，已經完全不可能了。要避免中國再度陷入新政－腐敗－革命的循環，除了讓社會財富分配向弱勢群體傾斜的措施外，還要以更多的寬容與雅量對待知識分子，讓中國產生幾個能夠對民族復興起到廣泛而深遠影響的思想家，從而為真正的和諧社會構建奠定思想基礎。

地球村 和平村

台灣恆春發生強震，不止台灣的對外通訊受到阻斷，連大陸的海底光纜也未倖免，一時之間，中國對外聯絡同樣癱瘓，成了“訊息孤島”，網路上“哀鴻遍野”。

網民批評，不敢相信中國對外網路居然只靠台灣外海幾條光纜維持通訊，並且諷刺說：“台灣人終於發現對付中國的最好方法，原來中國網絡安全掌握在台灣手裡”。

其實，網民必須了解，舖設一條海底國際電纜，絕對是巨大投資不說，也牽涉到國際，要許多國家認可、支持，同時必須在國際通航、運輸及有關營運、分享上，都達到共識。此非一個超強如美國、大國如中國，只消有錢有勢，想要怎樣便可怎樣。這是互利的人類工程，電纜的一端縱可關了門說了算，彼端、中端還是須與別人打商量。

這種例子不勝枚舉。網民不難發現中國的飛航安全也要靠台灣共同合作，恐怕會再度駭異；台灣出現金融風暴，北京、上海不受波動也難。台灣電力如中斷過久，不止大陸生產受影響，連美國矽谷都會跳腳緊張。網民在驕傲地認為中國外匯儲備可以牽動美國財政安定及幣值漲跌之際，其實也應該知道，華爾街垮掉，京滬一定倒。必須跳出民族主義的窠臼，從國際化、地球村的角度去認知：這個世界呼吸與共、榮辱一體。

有了這個認識，對待鄰人、看待世界，便會大不一樣，不再自我中心、本位主義，而能與人為善。美國固然不容以超強搞單邊主義，“大國崛起”的中國人尤其要謹記謙卑招福、自大招禍。因為，地球村裡休戚相關。上一次亞洲金融風暴固為一例，幾次能源危機何嘗不然。以巴衝突、海灣戰爭固然造成國際股匯市災難；想一想，如果台灣發生戰事，牽動豈止中國鄰海省份或亞洲數國而已。

有了地球村的觀念，便自然拋棄“中心論”，也必定崇尚和平、反戰厭戰，此使文明得以進步，人性得以彰顯，地球也才不致耗竭。

僅昨天的消息，便足以加強這個立論。地球暖化已成為真實危機，布什政府拒簽京都議定書，不願受二氧化碳的管制，受創的不僅是美國的聲譽，也是全球的環境。北極升溫、冰河解凍、海平面增高、洋流氣流改變，帶來氣候異常、作物收成受影響、動物棲息亂了套、天然災害增多、幅射加強、病變迭傳……美國絕未能倖免。現在世界杯滑雪賽的阿爾卑斯山雪場沒有雪，挪威的冰封峽灣千萬年首次無冰，而北極熊瀕臨滅種……，甚至中國大量殖羊以便產銷羊絨衫，羊隻啃光草場，產生沙塵，污染物都會飄到北美。

沒有人或國家再能獨善其身。人若壓迫人，反壓迫走極端便是恐怖主義和激進分子；某一政權妄行濫為，區域一定遭到牽連，如果其為關鍵區域，則可能全球震動。而人若不敬天惜地，則對天災人禍如沙塵爆、地震、海嘯、霾害、疫病……不止聯防預警做不好，救災卹難都會步步難。

災變就是警示，啟迪人類思考更佳的相待之道：與自然、與鄰人如何共處。現在若仍以狹隘的民族主義、戒防心態來看待災變，其實是治絲益棼。

回教徒真的需要中央指揮總部？

有關回教權威的問題，和宗教本身同樣的古老，歷史學家會告訴你，自遠古以來，無數回教徒學者──從Ibn Taimiyya到al -Ghazali，再到Ibn Khaldun──都在努力解決有關回教徒之間權力和散漫的管理權問題，以便解決“誰可以代表回教發言？”這些根本問題。近年來，這議題可說是愈趨重要， 2001年9月11日之後，筆者就出席了無數的會議，且會議都圍繞在同樣──無可否認累人和過時──的問題。

現在這項議題在大馬再次被挑起，大馬回教研究中心主任賽道菲奧阿達博士建議大馬政府籌組大馬大宗教司辦事處，表面上要為國內沸騰的劇烈辯論和論證來個了結。他以埃及、約旦和澳洲為例，這些國家政府委任學者擔任類似職位，他補充“有了大宗教司（大馬的），宗教課題就不會再在媒體公開辯論，因為可以由宗教司以閉門方式討論。”

賽道菲奧阿達博士的重點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當的：單是去年，全國就發生了多宗回教徒激烈的示威事件，都是有關高度敏感的宗教自由問題和大馬人選擇本身信仰的權利。賽道菲奧阿達博士正確地指出，大馬一些“名牌”宗教司已極致地利用一系列謠言去鼓動和煽起民怨，包括謠傳有約20萬名回教徒秘密皈依基督教。

但真正要處理的問題是：類似的中央集權管理，真的可以遏止謠言和毀謗？還是它只會加劇政府的干預，導致國內回教和回教主義論述的進一步相互吸收？一旦宗教的散漫管理權被權勢和制度化加固，最終淪為政府權威的另一個附屬，難道這不是另一個真正問題？

在此必須強調的是，這項議題並非僅限於回教或回教徒。自19世紀以來，印度傳統保守改革派興都教徒同樣嘗試去控制興都教論述的闡釋和傳布，首先是“淨化” 其非興都教元素，接著是確保不會敗壞成與新吠檀多主義哲學傳統分裂的通俗興都主義。此淨化和控制的佔有權，卻激發了改革組織的崛起，例如現代興都教改革派組織及後期的興都教國族主義政黨，然後我們都知道結果為何。

同樣的，在17及18世紀間，歐洲是宗教多元主義的溫床，導致有時候產生嚴重和血腥的後果。不同思想學說的崛起和教堂內部日愈分裂，引起了哲學家如托馬斯．霍布斯的恐懼，其政治專著《利維坦》關注於結束教會不同派系的爭端，多於確保國家政權的集中化。霍布斯在《利維坦》的主要擔憂，是如何防止宗教爭端引發內戰，而他的處方是簡單的：國王及政府將通過控制宗教論述，和在有需要的情況下禁止使用公共語言來結束宗教論證。這是神性牽制政治的極致，而霍布斯在提供必要時對宗教異議者採取行動的建議時，從未遲疑。

然而必須強調的是，亞伯拉罕宗教都是從異議中崛起的。回教的起源是反對貝多因人的貪瀆和封建習俗，而正是回教平等主義精神的特質，起義反對今天激起全世界回教徒思想、信仰和實踐差異的封建權勢。回教徒政府怎能夠在沒有突出其道德和哲學勇氣的情況下，遏制、監督和壟斷回教論述？

對今天許多回教徒政府而言，現實檢查正在進行中。後殖民地時期以後的快速發展，伴隨著大量人口往城市移動和城市化，全球化的推波助瀾及接觸了全球媒體和各種思潮後，意味著言論和信仰的多元化比以前更巨大了。回教徒菁英必須理解，多元主義可以、也應該被轉換為財產，而不是被視為一種潛在危害。當然，說實在的，難免會有奧沙馬和阿布峇卡巴希爾之流在外頭搞對抗煽動民眾，但也有無數的回教徒知識分子和學者的主張是具啟發性、改革式和現代化的。防止淪為更集權式和暴力形式的作法，不是禁止自由論談，而是打造一個公民社會的架構，讓各種思想主張可以成熟和公開的討論。

這當然需要時間，或許回教徒世界沒有太多的時間。但沒有人說過打造成熟負責任的公民社會是可以快速進行的即時進程。它需要的是憲制和體制的擔保，以確保這樣的公民社會不會被一小撮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菁英主導。這就是為什麼處理類似奧沙馬的誇張論述，不是通過更保全的法律，而是自由的媒體、開放的大學體系，讓各種論述文獻百花齊放，以及確保所有公民都是置於同樣法則管治的法治制度。不是的，回教徒不需要一個“回教徒中央指揮總部”來傳遞政府通過議程批示的教規，但的確需要一個可以供思考和提出異議的空間。奧沙馬的氣焰遲早會被驅散，但不是通過政府的口號，而是普通回教徒會說“夠了”並爭取回他們本身的信仰，我祈禱我的樂觀主義可以獲得證明。

祈願種族主義被消滅

在前首相敦馬哈迪提出2020宏願之後，國家朝向先進國目標挺進，巫統內部、國陣成員黨之間、以及朝野之間所有的問題，不論大小，全逐漸成為次要甚至不關痛癢的問題。舉國上下拚經濟，國家經濟也就進入前所未有的蓬勃境地。大家有錢賺，權力人士有錢撈，人人忙著賺錢撈錢，吃都來不及，也就無人得空發表煸動性言論、更無暇玩弄種族主義，長期困擾我國的糾纏不清種族問題，漸漸進入冬眠狀態。

這也是當時語境所必須的，若不締造一個四海升平、政治穩定的局面，如何吸引外資，如何發展經濟呢？在茅草行動過後，敦馬的個人威望也鎮得住各級各派的政客。那真是人民的美好時光之一。

種族主義息鼓偃旗，只為現實需要


前副揆安華的事件之後，我國族群關係有個良性的轉折。烈火莫熄的公平正義訴求使族群藩籬得以突破，雖然最後高牆並沒有倒下。因此，有一段時間，有人在計窮時要重玩種族主義，竟至出現玩不動的狀況，真是大快人心。各族間的默契抵消了某些人的邪惡議程。

去年一小撮巫統政客在支會、區會、甚至在全國代表大會上一路操弄種族課題，雖然在黨內不見得激起太大的共嗚，但偏激的言論已足以引發黨外的反彈、民間的恐懼和不安。隨著巫統象徵式地申斥了3個代表，也就曲終人散，告一個段落。網站上說因此引發一股潮流，許多有資格的人紛紛到某些國家大使館詢問移民的事宜。

這種不健康，不應發生的情況，相信在新的一年會緩和。因為，如果今年沒大選，則落在明年。大選之前，國陣成員黨內必須團結穩定，必須槍口一致對外，不可再出現窩裡反的內斗失控狀態。

同時，因為旅遊年，要吸引外國遊客，不能再讓政客說三道四，把各族之間原本沒有什麼事，卻搞到好像有事的狀態，那會嚇走遊客的，再為我們增加一個失敗的旅遊年。

徹底消滅種族主義，才是治標之道


基本上，今年只要巫統內部不再出現什麼狀況，種族主義這幽靈，基本上就不會再被人作法召引出來。

但這是我們所滿足的嗎？


獨立已經50年了，我們的政客不願長進，因為有種族課題，常常就成為權力、利益的機會所在。種族主義一旦完全消失，許多政客以及大批官僚就失去其攀升的階梯、賴以寄生的客體。因此，這些人只有以行政偏差來凝聚力量，以煽動性說詞累積資本，在他們出狀況時變成刀槍不入、水火不侵的金鐘罩。雖然其情可解、可憐，卻是不能原諒的傷害國家、攔阻國家進步的罪行。

面對新的一年，也許種族課題會被限制炒作玩弄，但此非我們所僅願。國家進入知天命之年，祈願的不止是因有各種需要──大選之將臨、旅遊年──才把種族課題壓下去；甚至昔日敦馬的擴大經濟蛋糕，大家有錢賺，大家有錢撈，不得空玩弄種族課題，這暫時性的壓制、冬眠，也非我們所期盼的治標之道。種族主義，就如何任罪惡、疾病，應該全面消滅，應該被定性為政治上、道德上、宗教上的錯誤，才是大馬人應有的願景。其重要性不在2020宏願之下，這跟宗教和諧同為我國長治久安的最重要基石。根基不穩，上面的任何華麗建築，一場小地震，就能叫它坍塌成廢墟，徒供後來哀悼。

給隆新市長進一言

在一番權力斗爭後，吉隆坡市長終于在上個月中換人了。前市長魯斯林的位子在最後一分鐘被聯邦直轄區部長朱哈斯南的愛將、聯邦直轄區部長秘書長哈京取代，這與上一屆市長的情況相似。

哈京的背景來頭不小，他之前曾擔任首相署經濟策劃組的宏觀經濟組副主任、沙巴工商部副總監、吧生市議會主席、梳邦再也市議會主席及聯邦直轄區秘書長等職位，被形容為能與聯邦直轄區部長朱哈斯南“配合”的人。

哈京才走馬上任，便誓言解決吉隆坡市的交通阻塞問題，其中引人注目的建議，包括在交通巔峰時段向駛入某些市區中心的車輛實施收費，以期減少駛入市區中心的車子，鼓勵市民使用公共交通。

哈京欲解決吉隆坡的塞車問題，本屬好事，問題是，吉隆坡的交通阻塞問題是長期以來政府交通政策失敗的後遺症。在吉隆坡或雪隆一帶，公共交通的服務差勁，許多住宅區缺少巴士和計程車川行，更妄論輕快鐵。這情況逼使許多打工一族為了工作上的便利而買車，造成雪隆一帶無處不塞車。

改善雪隆一帶的交通情況，牽涉到政府多個部門，包括附屬公共企業部的商業車輛注冊組、公共工程部和交通部，吉隆坡市政局根本沒權管制吉隆坡市的交通。因此，吉隆坡市的交通問題根本不是一個任期兩年的市長能夠解決的事。

雖然在理論上，吉隆坡市政局可向駛入市區的車輛征收費用，但如果雪隆公共交通的設施沒改善，而市政局又向駛入吉隆坡鬧市的車輛收費的話，那麼肯定會引起人民的劇烈反彈，屆時可能影響到國陣政府的威望和哈京的烏紗帽。

其實，除了交通阻塞和水災這兩大問題外，吉隆坡市和吉隆坡市政局可說問題重重。由于吉隆坡市政局辦事效率不高，加上貪污情況嚴重，很多時候使吉隆坡國會議員辦事處淪為為吉隆坡市政局免費服務的辦事處，也使我們成為全國最忙碌處理民生問題的議員。

很多時候，吉隆坡很多市民投訴無門，他們不是不曉得如何投訴或要向市政局的哪一個部門投訴，便是市政局官員不處理他們的投訴。于是，吉隆坡道路有路洞、街燈沒亮、溝渠阻塞、垃圾沒處理、樹枝過長、交通燈失靈、市政局官員胡亂發罰單給居民、小販問題等，無論大事小事，他們都會找國會議員處理，因為議員和他們的助理隨傳隨到，而隆市政局官員則經常對他們的投訴置之不理。

我認為吉隆坡新市長哈京最大的挑戰，莫過于如何改善吉隆坡市政局的服務效率，減少市政局裡的貪污問題，以及使吉隆坡市政局更加親民，而不是才上任便向人民開刀，向駛入鬧市的車輛征收費用。

過去幾年來，吉隆坡市長的委任，都涉及國陣政經掛鉤制度裡頭的政治權力斗爭，現任市長身為直轄區部長的愛將，是否能在這斗爭裡生存，同時把吉隆坡市政局與吉隆坡市的問題解決到什麼程度，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中國需要更多的寬容

在海內外享譽極高的中國哲學思想界領軍人物李澤厚，最近傳出去年在中國社科院推出首批學部委員時被院長陳奎元認為“不符合政治標準”而落選。此次事件再次說明，中國雖走上了經濟強盛之路，但思想的樊籠仍無處不在。

成名於上世紀50年代的李澤厚先生，以重實踐、尚“人化”的“客觀性與社會性相統一”的美學觀卓然成家。上世紀80年代，李澤厚不斷拓展其學術論域，促引思想界在啟蒙的路徑上艱辛前行。其名著《美的歷程》，對當時的中國知識界影響甚巨。1989年六四時，李澤厚公開同情學生的訴求而開始與中共領導層分道揚鑣。不過，中共領導層一直對他甚為客氣，上世紀90年代經批准，李澤厚得以旅居美國，先後出版了《論語今讀》、《世紀新夢》等，對中國未來的社會建構給予沉甸甸的人文關懷。像他這樣一名哲學思想界的重量級人物，卻因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奎元認為其“不符合政治標準”，而在首批學部委員選舉中落選，凸顯出中共領導層對中國的思想者仍缺乏應有的寬容，仍希望以“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政治標準，桎梏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從而確保中共的一黨執政地位能夠永遠維持。

其實，經歷過上世紀的種種戰亂和1949年中共主政後的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事件等風波，中國的知識分子基本上採取了“告別革命”的立場，只是希望以自己的獨立思考為中國的復興貢獻智慧和力量，中共領導層之所以能夠容忍李澤厚這樣的一代哲人繼續在中國發揮影響力，很大程度上亦是因為中國知識分子的許多思考和努力，在一定範圍內與中共的執政思維有交叉點。像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提出的構建和諧社會理念，在一定意義上是向中國傳統文化回歸，或者說是在借鑒中國傳統文化中某些能夠引發全體中國人共鳴的要素，來為今日中共的執政理念服務。中央電視台這兩年非常紅火的一個節目“百家講壇”，將內容定位從原先的人文、自然和社會轉向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掀起一陣“國學熱”，同樣是得益於中共領導層執政思維的轉變。

然而，中共領導層的寬容是有限度的，回歸中國傳統文化更是直接服務於其執政需要，百家講壇掀起的淺思維國學熱可以容忍，甚至受到鼓勵，但如果是知識分子階層要以真正的獨立思考打破思想樊籠，從而扮演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卻是不容的。這也正是如李澤厚不能成為中社科院學部委員的真正原因。

另一方面，雖然知識分子意欲告別革命，但中國社會經過近30年改革開放進程的種種社會矛盾，使得中國社會仍有發生革命的種子。而現代科技的發達，又使資訊傳播達到無孔不入、無遠弗屆的地步。今年元旦就流行這樣一個手機短訊：“中山率領流浪漢，澤東率領窮光蛋，小平率領小商販，民哥率領貪污犯，剩下我們怎麼辦？跟著濤哥混口飯！再難也得過元旦！李逵祝你天天開心好事不斷。”諷刺挖苦和社會現實的強烈不滿是不言而喻的。這樣的短訊如果在一二十年前，根本不可能透過手機廣泛傳播，亦可以在很短時間內追查到來源，將發佈者送進監獄。然而，今天卻能廣泛流傳，顯示要以脫離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現實的思想樊籠來桎梏中國人的思想，已經完全不可能了。要避免中國再度陷入新政－腐敗－革命的循環，除了讓社會財富分配向弱勢群體傾斜的措施外，還要以更多的寬容與雅量對待知識分子，讓中國產生幾個能夠對民族復興起到廣泛而深遠影響的思想家，從而為真正的和諧社會構建奠定思想基礎。

馬權威？

馬英九專職國民黨主席後，推動黨內改革、爭取選舉勝利尚未起步，只不過要改組黨內人事，就惹起連波反彈。

對吳敦義內定出任黨秘書長，有人說他人和不夠；有人說此意在對付王金平、要把手伸進立法院黨團，加強控制力；也有人說此人事案必須經過中央委員會通過；還有人替卸任秘書長詹春柏叫屈，謂他事前未獲告知，意指馬英九做人不厚道……

接下來，連中常委都有意見了，對內定文傳會主委楊渡與發言人蘇俊賓的人事案，醞釀在周三中常會集體開砲，要阻止兩人進入黨中央核心團隊。理由是楊要任黨職才臨時入黨，忠誠度不夠；而蘇過去曾批判國民黨，如何能作黨的化妝師？

觀察現在的國民黨，百花齊放，讓人目不暇給。講起來，是言論自由、尺度開放，不過，達到的效果則是挑戰馬權威，要減損他的光環。這一點，某些黨內同志與綠營倒是同一陣線。

馬英九究竟做錯了什麼事？一、是涉貪腐如陳水扁？馬的市長特別費案不能與國務機要費案相提並論，黨內同志應能分辨、也該力挺才對，否則藍、綠便一般黑。二、是選敗讓馬英九成了落水狗？台北、高雄市長選舉應勝卻打平，也還不至於讓主席垮台走人；何況眼前還有立委選舉，豈不該齊一步調？三、馬英九人緣太壞，與許多同志交惡結仇？可他卻是黨員直選出來的主席，代表最大黨意。

其實，是有些人恐懼馬英九要改變國民黨。好一點的，怕這個改變方向錯誤；差一等的，怕既得利益喪失。國民黨的方向如何、往何處去，確屬重大；馬英九的願景路向對不對，當然該多提意見，讓他博採周諮、以臻完善。比如本土化、前進大陸、如何爭取中間選民、扮演中道力量等……但是，這樣的意見，如果在威權時代的一言堂，黨內同志苦無發表機會，那麼在外面尋求建言管道，便情有可原；反之，如果黨內管道暢通，黨籍同志捨此不取卻對外大唱反調，便值得斟酌，其動機也可疑。

尤其是那些差一等的，為了維護既得利益，不以大局為重，只想保持現狀，便對馬英九改革的幅度戒慎恐懼。與其等到大局已定，他們無力回天，便不如在此際拚命扯後腿，結成反對力量，使黨主席顧忌而不得不讓步。也因此，國民黨內現在是最浮動、也最拉山頭結派的時候。這些人假藉各種說詞，其實何嘗以社稷、以黨為重？比起來，他們連民進黨“鞏固領導中央”、挺貪腐總統的政治水準都不如。

什麼時候，由黨主席安排的黨部人事案，國民黨中常委要集體抵制，甚至要召開臨時中央委員會審核？黨中央要外找人手，豈不顯示內部陳腐相因，而外人願意加盟豈不該樂見？在現代，政府、企業的領導人，受人民、股東之託主持大局，他們所組成的班底、矚意能執行其意志的重要人選，豈會被打回票？人事案還沒出門就內鬥一團，這個政黨還能有什麼出息！

國民黨已非威權時代了，但是山頭勢力為了卡位，連黨主席的用人權都要反制，這種近親繁殖的保守力量如果坐大下去，使政黨不能回應人民呼喚，別說執政，連存活都有問題。

沙旦胡先不光彩的“退休”

不可避免的事情終於發生了：在努力解決國內完全失控的暴動，以及烽火連連、屠殺無日無之的當兒，伊拉克總理馬利基主持了美國前盟友及強人領袖沙旦胡先的死刑。對馬利基而言，沙旦的死刑──以即使是美國及其西方盟國也會質疑其極端和粗野的悲慘形式進行──來得正是時候。的確，當馬利基被視為懦弱和沒有效率的領袖，這項決定是適時且有利的。強人走了，新人當政。

對於最近眾議院選舉敗給民主黨的共和黨政府而言，這也是另一個影響勢力的面子動作；顯而易見和一再的嘗試，顯示他們在幕後操縱，而且仍會一直控制著這被他們撕裂的國家。

當然，這可恥的失敗真正受害的一直都是伊拉克人民，目前當地有上千人死亡和失蹤、受傷和逃亡，這都拜造成國內災禍連連的內部衝突所賜。沒有任何人會歡慶，除了承受沙旦獨裁統治衝擊的伊拉克死硬派之外。但歡慶會因暴力事件升級而變得苦澀，我們必須有所警覺，沙旦的死不會為伊拉克內戰劃上休止符，反而會雪上加霜。

沙旦會面對上絞台的後果，或者在之前被軍人打死，肯定是個定局。不過在這個時刻，阿拉伯世界更得去思量，尤其是伊拉克的未來繫於何處。政治學者詹德拉博士說得對：“沙旦被判死刑，是布什政權向阿拉伯和伊斯蘭領袖宣示，除非他們全盤接受美國和以色列霸權，否則他們也會遭遇和沙旦同樣的命運。這是對那些嘗試挑戰美國在該區域勢力者的一記警告。”

必須更進一步強調的是，“其中也有來自華盛頓和巴格達的聲音，希望藉著沙旦被判死刑可以更進一步激怒其遜尼派支持者，加劇伊拉克遜尼派和什葉派的爭執。如果分裂加劇，那美國繼續佔據的理由就更充足了。”

然而，佔據到什麼程度？如何佔據，以及佔據到什麼時候？

無可否認，沙旦是一個軍事強人、獨裁者、族群分裂者及偏執宗教主義者，鮮為伊拉克人民謀福利，尤其是伊拉克國內少數的族群和宗教群體。然而必須正確看待的是，他也是最後一個世俗左傾的國家主義者，嘗試在世俗國家主義理念的基礎上塑造並團結國民國家。與此同時，他也是後殖民期阿拉伯─穆斯林國民世代的先鋒，如埃及的前總統納賽，甚至是伊朗國王；兩人也嘗試形塑以世俗國家主義為基礎的國家意識。

沙旦的國家主義計劃，由他領導的政黨一直細心呵護，惶惶然地直到“世俗主義”變成只是一個不周密的口號，剩下的是極權政治和種族化國家主義。但是，一旦沙旦不在了，伊拉克還有什麼其他的世俗選擇？沙旦去除了所有世俗左派剩餘的最後痕跡，而國內的職工會、工人組織、左派世俗學者和城市中產階級也一併去除了。

當伊拉克在飄忽不定的馬利基總理領導下一片凌亂，顯然，伊斯蘭政治復興勢力會趁機奪權。如伊朗和埃及，伊斯蘭政治正在蓄勢待發，伊拉克顯然會步上後塵。伊拉克的國家建設可以通過世俗方式進行的日子不復在。馬利基會如何去處理各個宗教群體間互相不滿的情形？而美國政權會如何去確保這個國家不會分裂，不導致任何族群─宗教群體關係破裂，一如印度最終造成國土被分裂為巴基斯坦和印度般？

面對著這樣的前景，沙旦被判死刑可以被視為這個前美國盟友不光彩的“退休”，最終變成美國政權的麻煩事和恥辱。時間會證明伊拉克新政權是否有更好作為；雖然現在這“自由”、“溫和”和美國友好的伊拉克新政府也傳出大量可怕的違反人權故事。這是伊拉克人、阿拉伯及穆斯林世界的痛苦教訓。穆斯林世界還有多少獨裁者還沒汲取一旦與美國勢力牽扯上，最然會引火自焚的簡單教訓？

崛起還是要挨打

3年前在一次國際研討會遇見一位台灣資訊專家，他接受歐盟援外部門亞太地區組織的委託，正在研究將部分款項用來協助東南亞3個小型的貧困地區建立電子教室，推展資訊教育。他的方案是在貧困地區提供網絡和電腦；至於軟件（教材），則由當地政府負責，他們不過問，只是提供技術援助。換句話說，有關國家要灌輸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悉聽尊便。援助單位負責培訓師資，確保師生可以無間斷的上網，通過電腦學習。

他說，歐洲殖民強國和歐盟幾十年來大量援助前殖民地，可是援款難免被五鬼搬運，或被中飽私囊，工程難免偷工減料。戰亂一來，公路、鐵路、橋樑、機場、學校、醫院等基礎設施往往毀諸一旦，或荒廢棄置；即使再撥款，還是惡性循環，徒然浪費資金。

專家團後來建議歐盟改弦易轍，為這些國家辦資訊教育，還提供獎學金，讓優秀的學生到較先進的鄰國留學，然後按照合約返國服務，回饋社會。

網絡脫貧，改變貧困地區生活


歐盟認為，落後國家的文盲或教育程度低的人，最容易被政客操縱欺詐，對暴政往往逆來順受，幾乎不知道自己的基本權益。如果逐步普及教育，提高他們的教育水準，擴大他們的視野，他們就能有更好的出路，改善生活；從而認識自己的權益，就不再相信政客的花言巧語，不容易上當受騙，不會一直容忍特權腐敗貪官污吏，不可能坐視敗類殘民以自肥。他們終將把國家帶領到和平與發展的康莊大道。

我告訴他，創業有成的台灣英業達副董事長溫世仁，已經在甘肅省的河西走廊最東端創造“黃羊川模式”（http://www.yellowsheepriver.com/），他要落實方案，這是最佳範例。

5年前，我在一個研討會見到溫世仁，休息閑聊時，他說賺錢不難，如何花掉新台幣60億才是難題。他從50歲退休後，僕僕風塵，每年用掉兩百多張登機證，就是要把錢花在正途上。溫世仁奔走一年，終於到大西北，從黃羊川出發，2002年辦千鄉萬才公司，希望以5千萬美元協助大陸一千個鄉村，以學校為中心鋪設網絡，建立電子商務，改善農民生活，脫貧致富。可惜第二年杪他便壯志未酬與世長辭！

黃羊川是個貧困的小山村，英業達以學校為中心，鋪設網絡，提供電腦，培訓師生使用並簡易維修電腦。原來一年平均收入300美元的農民，在老師協助下，將過去賣不出去的農產品，通過電子商務賣出數萬美元。

黃羊川農民生活改善之後，千鄉萬才公司又投資500萬美元興建五星級旅館會議中心，當作城鄉網絡中心，讓外地對“黃羊川模式”有興趣的人前來訪問交流，以發展觀光業。

網上看到黃羊川3年有成，我卻不曾在報章或網絡讀到有關歐盟在東南亞項目的消息。

孟加拉人穆罕默德‧尤努斯和他創立的銀行共享去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其實除了尤努斯，中國南亞拉丁美洲也有規模較小的微型貸款，到底這類貸款能不能徹底解決問題，多年來爭論不休。孟加拉到今天還是貧窮落後，中國西部大開發還是滯後，拉美的小龍還沒有冒起，各國的脫貧政策，成功的不多，問題出在哪裡？

沒有教育，脫貧致富又如何？


教育文化顯然是關鍵。以前沒有扶貧組織，各地白手起家的代有傳人，這些人未必受過良好的學校教育，卻受過良好的家庭教育，家教家風讓這些人成功。他們終身勤儉，熱心教育公益慈善事業，他們從社會大學進修做人處世之道。

就學校教育而言，優良的校風培養優良的學生，道理是一樣的。

社會教育更重要，可是傳媒推波助瀾下，社會教育主流等同激勵個人追求權勢名位，大眾化主流媒體以負面新聞、消費指南吸引受眾，已經很少談論優良傳統文化、道德規範了。現代社會成員往往只問目的，不擇手段，很少人願意用10年二、三十年去致力完成目標，只求快速成名，短期致富，越來越多的學校變成販賣昂貴知識，淪為沒有附帶德育群育的教育產業，甚至跨國商業，我們怎能希望他們培養出來的學生愛鄉愛國，對社會國家無私奉獻？現在連一些宗教場所或文教組織都是名利掛帥，今非昔比，頗令人發思古之幽情。

第三世界的扶貧工程還有漫漫長路要走，溫世仁證明網絡可以用相對較小的成本改善貧窮問題，他們脫貧之後，需求增加，又帶來無窮商機。歐盟要解決的問題更艱巨，兩者所見略同，殊途同歸。此外，學童可以從農業社會越過工業社會，直接進入資訊社會，至於如何吸收先進科技又能維護傳統文化，頗費思量。

尤有進者，教育不僅僅是資訊，還有主流價值觀：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博愛、寬容、科學、環保等。光是發展經濟脫貧致富，只是治標，而且大家向錢看，教育文化都是產業，奧運經濟壓倒奧運體育；少談運動精神，常提獎金高低，銅臭味含量高；“大國崛起”不提葡、西、荷、英、法、德、日、俄、美9國興起的共同因素是教育文化，忘記當代邁向新興工業乃至資訊產業而崛起的經濟體，像亞洲四小龍，都重視教育，沒有長期偏離主流價值觀；脫貧致富又怎樣？快樂嗎？能難建立和諧社會嗎？

大國富裕了，不少人神氣了，忘了貧困的千千萬萬同胞，甚至嫌棄這些不幸者，大國崛起的聲浪令人耳目難得清靜，容易忘記經濟總量再大，還是富而不強；文化社會治標太低，國民素質低，有錢還是不能受人尊重；所以即使崛起，不能接受普世價值觀，還是要在挨打，不能在國際社會昂首闊步。從重視文化教育到和平發展，那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復興民族，不宜心浮氣躁，教育才是硬道理。

這是甚麼意思？

社會由大眾的共識建構，一個在所有課題上完全難以達至共識的社會，必然四分五裂，潰不成形。社會之所以可能，在於人與人之間擴展成為理智者的廣大聯合體，如此才可能建立秩序。如果大家只顧表現自我，拒絕了解別人，人際關係間的衝突難免。個體之間的聯合必須“理智”，因為文明的社會需要社會大眾藉對話以表達自己的思想，以及理解別人的思想與行動理據。邏輯原則是構成理智對話的最基本要素，語言的功能如果缺乏邏輯為基礎，“因為”與“所以”的使用一旦混淆，大眾不再尊重不矛盾的定律，經驗必難以歸類，語言即刻破碎。邏輯原則不是拯救人性的絕對真理，但它卻是文明社會，甚至任何社會之所以可能成形而非潰散的基礎。一個不遵守邏輯與語言規則的文字表白，只是莫名其妙，連錯誤的資格都沒有，以下文字就是一例：

“管它星期五是在星期三之前，雖然我在星期日的第二天，即星期三，不過一定要去找你。你星期三找我，我叫星期五見你，明天是monday的一月，後來因為他死了，所以在星期一。”

這是甚麼意思？


尊重邏輯原則，將語詞加以定義，有助於促進對話者之間的了解與溝通。前者的意義已經示範，後者的重要性前兩篇已論述，本文是為提示，關於要求定義，若過了頭，矯枉過正，對話一樣寸步難行。

在對話過程，為了要確認對方和自己是在針對同一課題與概念交流，並確保自己沒有誤會對方的意思，最直接的方法之一是請教對方使用的某某用語或術語是甚麼意思。但甚麼時候該問對方“那是甚麼意思”，本身是門藝術與學問。說是藝術，蓋如果問得不得時，或態度不對，對方還以為你有意刁難找茬儿，情緒一受影響，往往很難真誠交流。

“你這麼說是甚麼意思”一旦問得隨便，時間就花在解釋一個定義又一個定義，越扯越遠，沒完沒了，最後可能連對話主題都忘了。請看以下對白：

Ａ：今天的天氣真好，是嗎？


Ｂ：你指的天氣是甚麼意思？你是指馬來西亞的天氣還是美國的天氣？

Ａ：這里是馬來西亞，當然是指馬來西亞的天氣。

Ｂ：甚麼叫當然？你這“當然”好像是在否認美國的存在，為甚麼在馬來西亞就必須當然談馬來西亞？

Ａ：你這根本是在扯遠了，我……


Ｂ：扯遠？甚麼叫扯遠？我是在針對你的問題在談，難道只能你講不許我問？你這是甚麼心態？

Ａ：如果你這樣下去，我很難和你再談下去？


Ｂ：我“這樣子”是甚麼樣子，你給我說清楚。甚麼叫“很難和我談下去”？你不想談就說不想談，不要找藉口，你這種態度根本就是看不起我，不尊重我。

這則對話純屬虛構，可是在現實中有多少對話與交流因為類似的“追根究底”而中斷？這豈非亦是不少夫妻間意見不和與口角模式的雛形？

自由不是放任，無序使人無所適從，不能自由。交流與對話是建立自由的要素，只有在秩序中靈魂才能自由。

警惕安倍的曖昧態度

在菲律賓旅遊勝地宿霧舉行的第12屆東盟峰會，為中日韓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交流平台。中國總理溫家寶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再次舉行雙邊會晤，接受安倍春天訪日的邀請，同時，中斷了一年多的中日韓領導人峰會亦得以恢復。然而，溫家寶在與安倍會晤時，雖然肯定雙方關係的改善勢頭，卻又希望中日能“登泰山而小天下”，拿出勇氣來解決中日關係面臨的困難與問題。不難看到，中日關係改善勢頭並不足夠強勁，雙方稍有不慎，就有出現逆轉的可能。目前而言，最大的不穩定因素就是安倍在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的曖昧。

由於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任內堅持參拜靖國神社，導致日本和中、韓關係陷入緊張，每年借東盟峰會而舉行的三國峰會亦中斷了一年多。安倍於去年9月分別訪問北京和首爾，令近期中日、韓日關係出現改善勢頭，此次中日韓領導人在東盟峰會期間恢復了領導人會議，無疑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尤其是溫家寶接受安倍邀請，定下了今年4月訪日的日程，更受到其他東亞國家的普遍歡迎並寄予很高期望。

不過，溫家寶接受訪日邀請，並不意味著中日關係的發展目前已完全走出了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所造成的破壞性陰影。溫家寶在與安倍舉行雙邊會晤時，明確指出中日關係正處在走上正常發展軌道的關鍵時期，需要備加珍惜和更大努力。希望中日雙方能“登泰山而小天下”，拿出勇氣來解決中日關係面臨的困難與問題。並要求日方切實遵循中日三個政治文件的原則，妥善處理歷史問題，信守承諾，不使中日關係大局再次因歷史問題而受到干擾。希望日方恪守堅持一個中國的承諾，妥善處理台灣問題。這就是告訴日本方面，在歷史問題和台灣問題上，中方仍然擔心中日關係會出事。

雖然安倍重申，在歷史問題上，日本願遵循中日三個政治文件確立的原則和精神。在台灣問題上，日方堅持在中日聯合聲明中承諾的立場沒有變化。但安倍仍沒有公開承諾自己不會在首相任內參拜靖國神社，用日本傳媒《讀賣新聞》的話來說，中日正在靖國神社問題上持續進行神經戰，安倍希望保留10月中旬參加靖國神社秋祭大典的主導彈性。

不過，安倍並非不明白，中日關係雖已顯出柳暗花明之勢，但雙方尚談不上有什麼互信，關係仍處於“謹慎探索，小心磨合”的微妙期。中方對他參拜靖國神社的可能性仍存有疑慮，只要他在今年內參拜神社，中日關係的改善勢頭就將立刻出現逆轉。安倍目前將中日關係、日韓關係的得以改善，視為自己重要的施政成果。當中國同意溫家寶4月訪日，同時國家主席胡錦濤亦表態將在適當時機訪日後，安倍如果對參拜靖國神社之事仍有堅持，其後果恐怕是自己的外交努力付諸東流，未來中韓也將難對安倍再產生信任。

其實，除了靖國神社等歷史問題外，中國領導人更應當觀察，安倍是否在推動日本推翻“和平憲法”方面會走得更快、更遠。安倍週三在自民黨第74屆大會上致詞時，再次強調了推動修憲的決心。中國領導人必須看到，日本若推翻和平憲法，走向軍事大國，對亞太安全影響甚巨，亦對中國的安全構成新的現實威脅。中國領導人指望安倍能“登泰山而小天下”，高瞻遠矚地處理中日關係，恐怕有點抬舉他了。對北京而言，務實的做法，應當是對日本走向軍事大國、推翻和平憲法的可能性做好充分的應對準備。

布什增兵伊拉克的盤算

布什總統揭示新的伊拉克戰略，決定增兵2萬1千500人，來粉碎伊境內的恐怖分子、反抗分子和流氓民兵，並且制約敘利亞和伊拉克對恐怖分子的支持。布什還要說服所有伊拉克人依賴選票而非槍彈，來解決爭端。上述戰略目標，看來達成不易。

增兵2萬1千500人，其實只是對有限目標的短期滿足。其重中之重，是戌守巴格達，把首都牢牢控制住，因此，將大部分的兵員撥赴守城之用；尤其要掌握巴格達機場，這是美軍能緊急馳援的門戶。另外，以重兵駐守巴格達，便可穩定控制了伊拉克統治當局，使馬利基總理不能自行其是，而作一個唯美命是從的傀儡政權。

所以，增兵之舉並不旨求綏靖伊拉克全境，而是根本放棄了此一念頭，只求控制巴格達，伊境的事則交給伊拉克人自理。這個做法原本正確，也唯有如此，才不再需要派更多美軍赴伊。在政治上，由於國會和人民反對，布什已沒有再大舉增兵的空間。

1萬7千500名美軍駐守巴格達，其他兵員調用，在保護油源及輸油路線，這是美國利益所在，也是伊拉克當局財源所在。只有伊拉克正常產油，帶來穩定油元收入，才足以支撐馬利基政權，以及分擔美國的軍費。因此，布什越過軍方的建議，所形成的新戰略，基本上是守點、保線，而放棄了面。因此，美國未來也勢將面臨以面圍點、截線的游擊戰和泥沼戰。這是很不看好之處。

布什預期未來會有血腥的戰鬥，確然。敵人既知美軍人力已繃至頂點，再無預備部隊投入，即或增援人數亦有限、壓力也大，且不耐久戰，自然便會不斷側襲，拖住美軍、製造高傷亡率，讓美方不能抽身。美軍若守城不出，則外圍、面的形勢迅速惡化，使點的形勢危殆；美軍若出剿，則須承受折損風險，卻不能挽回大局。這一場戰爭，已看到美軍在索馬利亞的困境及越戰的影子。如果布什仍不斷增兵的話，恐會翻版演出。於是，分擔美軍防務的伊拉克友軍責任重大。因為，盟友英軍5月就要撤出。然而，馬利基總理轄下、由美國組訓的伊軍可堪一戰？阮文紹、楊文明等南越政府的部隊尚有反共的意識型態支撐，終未能壓倒民族主義的抗爭，而伊拉克除了反美、要求結束占領、自主及阿拉伯人的榮光之外，還有回教信仰所激起的聖戰情結，得到泛阿拉伯、泛回教的桴鼓相應。

在爭取人心上，美國何曾保有優勢？伊拉克人民感謝美國推倒胡先暴政，但並不樂見被占領，並對戰爭的創傷反感至深。布什期待說服伊拉克各派用投票而非槍彈來解決紛爭，未免過於理想化甚至天真。對一個初經投票、民主並未奠基的國度，對一群嗜血好鬥的民兵，這種期望不切實際。何況，馬利基與布什並不同調，布什即曾遭到他的冷落。對不聽話的傀儡，莫非也要炮製越南政變的經驗，一一推倒其領導人，終至局勢魚爛為止？馬利基尋求敘利亞、伊朗的聲援，就不符布什期待。布什仍以高壓的姿態對待敘、伊，而非“伊拉克小組”所建議的展開合作。布什的新戰略甚至沒有爭取聯合國的斡旋協助，仍是牛仔風格的美國單幹主義。這種一力獨挑的做法，能撐多久？

到了年底，如果伊拉克軍警仍未能有效承擔防務、勤務，布什仍不能移交保安權力，則內外交迫；如果斷然撒手，則情勢迅速惡化。

究其實，美軍守巴格達，當前兵力已足，布什的增兵之舉，乃在尋求較佳局面以有顏面地抽身。只是，伊拉克形勢不會讓他如願。布什勝無方、剿無力、和無望、談無人，陷困的機率超高，能夠斷然及早拔腿、保留象徵戰果，就算睿智了，還要靠幾分運氣。

東盟如何應對全球化？

在兩個月時間內，東盟的經濟會在全球化的壓力下，出現前所未有的萎靡不振。

首先，是軍事政變推翻前首相塔辛政府後上台的泰國新政府，決定對湧入的外國資本實施資金管制。資金管制是隨著全泰國爆發大型示威活動，抗議外國公司和投資機構收購一些當地重要企業的主要股權，引起民族經濟體群起反擊，上萬民眾走上街頭要求塔辛下台後的決定。塔辛被指為必須為出賣泰國負上最大責任的自由經濟主義者。

開始時，泰國強制所有有意投資的主要投資者將30%資金存入中央銀行的無息戶頭，顯然是為了保護泰國經濟，確保外資不能像1990年般輕易外逃。許多人辯稱，這措施是為了遏止外國公司和投資基金購入塔辛有利可圖的企業機構──塔辛從媒體和電訊業累積了大筆財富。

但在實施資金管制當天，泰國股市下挫14點，引起全國甚至整個東南亞緊張不安。投資者和股票經紀擔心造成1997/98年東亞金融風暴的泰銖貶值事件再次發生。後來當局宣布，新的資金管制被媒體“誤讀”了，有關限制並不影響通訊此關鍵領域；這引起了疑問：如果媒體和電訊業並不受保護，那為何實施資金管制？

大馬則盛傳美國通用汽車和國產普騰談判的臆測。2006年業績不佳，去年9月以來虧損累累的普騰，近來意志消沉，自從與日本三菱的關係在2004年結束後，就不斷尋求新的國際合作伙伴，以便提升普騰的研發水平、增加汽車款式及拓寬市場。在通用汽車之前，也盛傳普騰的股份會出售給法國的標緻─雪鐵龍和德國的福士偉根。

無論如何，哪家公司收購普騰股權都會是一門好交易：普騰的技術基礎和本地亞洲市場通路，將提供通用汽車進一步攻入亞洲汽車市場的優勢，那是許多西方汽車製造商目前非常需要的通路，以便在被中國的便宜車佔據前打開亞洲汽車市場。但即使最終與類似通用汽車的大型汽車製造商達成交易，普騰從中得到什麼？平心而論，普騰汽車不可能因此就塞滿美國的街道。

東盟各政府現在必須面對前所未有的全球化，以及資金自由流通的現實。本區域許多國家都與比他們更富裕和更先進的貿易伙伴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以大馬為例，就與日本和美國簽署了自貿協定，其他則在談判中。

然而，只有在所有伙伴都是處於公平的平台上，這些自貿協定才能帶來成效，而這肯定不會發生在東南亞身上。在大馬、印尼和泰國，反對黨已經在擔憂，和經濟強國如美日進行自由開放貿易會不利於東盟經濟。不過從最近的情況來看，東盟政府的選擇不多，唯有遵守商業遊戲規則。泰國嘗試實施資金管制措施，馬上被視為 “冒險”的動作，全世界的主要銀行和借貸機構也認為，這會給最近飽受曼谷爆炸事件震撼而岌岌可危的泰國經濟添加更多變數。類似泰國的單一經濟體，是否能夠跨越受許多變數制約的市場因素？同樣的，面對在普騰股權買賣中覬覦取得好交易的外國汽車製造廠，大馬政府也不可能抵擋得住其掠奪性行動，這可能會把大馬帶到東歐開放市場的舊時噩夢中，即沒有為經濟帶來好處，反而造成財富被剝奪的後果。

今天，東盟必須為它急促進入全球市場的決定付出代價，即在1980年代推動東南亞經濟，並冠上亞洲“經濟老虎”的名號。這些老虎今天已經被自由市場的鞭子馴化了，諷刺的是，東盟過度沉溺於全球金融和投資的潮流趨勢，正是導致這個區域無能面對投機者和襲擊者行動的原因。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如拉丁美洲和非洲這些在1980年代經濟騰飛時開發程度較慢的經濟體比較，後者今天卻是不易受影響的。或許，現在是時候質疑世界經濟一體化，是不是確實有利於南半球的發展中國家，還是長遠來說，小型且較弱的南半球經濟體最好還是不要沾這個無益競爭行動的污水？

都是因為“小”

過去2個月來，柔佛幾個縣經歷幾場空前大水災，使隔岸觀“水”的新加坡人看得心驚膽戰。同樣規模的水災若發生在新加坡，難以想像經濟和人命的損失會是如何的慘重。同樣是遭逢連綿多日的世紀大雨，新加坡人慶幸島國除了部分地區有積水情況，基本上成不了災，積水一般上在雨歇之後很快就消失。

新加坡人有萬般的慶幸，但絕不會慶幸是因為新加坡“土地小”，才能幸免于難。

新加坡也曾一雨成災


所以，幾天前《新海峽時報》上一則標題為“有限國土是新加坡之福”的簡短報導立刻抓住了我的眼球。該則發自新山的報導說，當柔佛州受困于世紀大水造成的大禍害時，同樣是自上個月以來便大雨不斷的新加坡大致上安然無恙，主要原因是“新加坡是個島國，土地有限，使到過量的雨水容易流入大海”。發表這個意見的是馬來西亞工藝大學環境與水資源管理學院的副院長Maketab Mohamed教授。他是一個在環境課題學有專長的學者，說這番話相信有一定的理論根據，但證諸現實，“國土小”就不會發生水災的論調並不合邏輯。

年輕一代的新加坡人的確沒有見識過水災的大場面，但像我這一代人，對水災卻是印象深刻的。上個世紀60年代，當我還在中正中學總校念書時，每逢大雨，校園便馬上變成水深及膝的澤國，尤其是校園內有個中正湖，水淹校園時分不清湖與陸地的界線，使校園內危機四伏。中正所處的加東區跟武吉知馬區、波東巴西區，在那個年代是新加坡逢雨必淹的重災區。那年頭，新加坡的國土沒今天的“大”，因為那時新加坡還未填土，人口也沒有現在的稠密，不像現在到處是發展起來的組屋區和商業區。

新加坡的國土小，原本就是新加坡的弱勢，是新加坡的“死穴”，但在外人眼中，經常有意無意的被當成是新加坡的優點。因此，新加坡社會治安好，是因為地方小，“容易管”；經濟發達，是因為地方小，是個城市，沒有鄉村的拖累，“容易治理”；政府的政策有效，因為地方小，“政策容易下達”……現在又多了一項，因為地方小，“雨水容易流掉”。

因不甘於小而成其大


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國土有限地方小，的確是新加坡的一個優勢，就因為地方小，沒有經濟腹地，新加坡一開始便發展外向型的經濟，以世界為市場；新加坡航空公司也無可選擇的，一開始便投入國際航線的激烈競爭；因為地方小，新加坡的軍隊得往外租用訓練場地，訓練的空間反變得無限開闊；因為地方小，連水源都缺乏，也被逼向開發水源的科技領域進軍；因為地方小，新加坡一直都在尋求突破……

因為地方小，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重新合並的可能性一直都存在著，30年、50年後的事誰也說不準。

但也正因為不甘于小，新加坡的小反變成一項優勢；如果新加坡因小而認命，則再小的雨，也可以在新加坡大發“淫”威。

看新加坡的任何問題，若都是從“小”切入，就未免過于簡單化，常會因“小”而失“大”。現在新加坡沒有水災，並不表示新加坡的雨水永遠是“很容易流入大海”，但新加坡有沒有水災，則是個衡量新加坡式管理效率的一個標準。

兩年前蹂躪東南亞和南亞國家的印度洋大海嘯發生之後，新加坡人普遍都有這樣的憂慮︰同樣規模的大海嘯來招呼時，新加坡這個小島國可就完了。可以選擇的話，新加坡人寧可選擇大10倍的國土。不少來自中國的移民便常嫌新加坡太小，“沒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