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mour Conquers All──兼記一代歡樂英雄包可華

“你再也無法虛構什麼了。這個世界本身就是一大笑話。你只要把笑話記錄下來就行了。”──包可華

在沒有kuso或YouTube的年代，如果你覺得世界越來越悲情，對當道的政客不滿，揮筆對政府或社會體制嘻笑怒罵一番，也可以體現文學的作用。不過，寫諷刺文學的文人，即使寫得很搞笑，在強人或軍人當家的社會，也難免面臨咖哩飯的恭候，或作品遭查禁，在政客當道的民主社會，大人物也可能告你誹謗。當然，“如果你攻擊體制夠久夠力的話，他們就會把你收編進去。”

最後一句話是包可華說的。這位從1960年代初以來就以政治幽默小品持久有力地跟華府大人物對著幹的當代馬克吐溫，果然被上帝收編，與世長辭了。難以想像，過去40年來的華府，如果沒有包可華，有多少政客會得憂鬱症（他自己倒是與憂鬱症戰鬥多年）。“沒有比始於包可華專欄更好的一日之計了，打開晨報，開懷大笑一番，讓你體會到要認真對事，但是不要太在意自己。包可華就有本事以妙筆讓最壞的年冬回春。”美國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如是說。在肯尼迪家主政時，包可華和白宮關係其實還不錯。

包可華筆下呈現的是過去40年來有別於正史官史的華府春秋，提供了讀者另類人民記憶。包可華簡直是“偽造文書”天才，虛構大人物言行有如書寫歷史，處處皆能見出幽默，有時也頗無厘頭，令人啼笑皆非。其實搞笑版史記更能一針見血，搔中政客癢處。他夫子自道：“有人問說我的幽默究竟所為何在？答案是，平心頭之恨，我認為搞笑正是最佳報復手段。”看來，他和太史公也有異曲同工之處。

政客可恨之處，盡在不言中。我輩市井小民，對以公器謀私利或貪腐的大人物心頭不會無恨，但是罵久了也有礙身心健康，又不能天天天下圍城或烈火莫熄，如能多讀政治幽默小品苦中作樂，也符合西諺所說的“開懷為良藥”。包可華以幽默文字為安身立命之處，認真以對，堪稱筆鋒勝刀尖的歡樂英雄。比如說，多年以後，除了史家，人們對水門事件已不甚了了，但是讀那時期的包可華專欄，令人有如回到歷史現場（包式對話尤其精彩，例如尼遜說：“我不是騙子”）。將他的三十幾本文集排開來，就是美國幾十年來的歷史縮影。

我在六、七○年代──我們的新經濟政策年代──讀中文翻譯的包可華，也讀受包可華影響的搞笑文學，例如香港的三蘇。台灣的柏楊寫諷刺文學挑戰強人的忍耐限度，誰知臥薪嘗膽年代的強人卻無幽默感，遂因“大力水手”漫畫而流放火燒島。不過柏楊文字儘管有骨有刺，並不幽默，或不夠搞笑。台灣文壇可能悲情太久了，幽默文學其實並不發達。如今不文笑話時有所聞，但是比《不文集》差多了。當年本地帥哥作家李系德，以“有冇搞錯”專欄搞笑，無厘頭功力，一點不下於周星馳，結集出書也是humour conquers all。可惜李系德後來果然係得，當了大編輯，沒有效法小作家包可華寫個三十幾本幽默文集。事隔多年，不知馬華“快活谷”是否後繼有人。（寫到這裡，忽然想起，“有人”一族的陳翠梅不知為何沒有將Love Conquers All譯成“愛情後繼有人”。）

性在道德與法律邊緣

性，永遠是個敏感而復雜的命題。對人口眾多的大國如中國而言，更是如此。性是否只能做不能說？中國著名社會學家李銀河博士近來提出一些被認為較前衛的觀念與言論，就引起不同的反響，也引起社會不同的思考。

對于賣淫娼妓這類古老的行業，中國政府對其打擊一向不遺餘力。然而，與世界其他國家一樣，這個行業不會因為政府的雷厲風行而銷聲匿跡，可能只會轉到地下。而嚴重的愛滋病一直無法有效根絕，困擾著政府。據介紹，近年來愛滋病由性傳播途徑感染的比例有所上升，尤其是女性感染者，愛滋病正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傳播。公共娛樂場所從業人員被認為是愛滋病傳播的高危人群。

中國于1985年發現首例愛滋病感染病例。在1985年至2000年底的15年間，中國累計報告的發病和死亡人數分別為880例和496例，而2001年和2002年的發病和死亡人數分別為1千742例和716例，2002年病例則比2001年增長44%。

公開處理性犯罪引爭議


2003年11月，香港特區政府衛生署透露，香港已累計發現2千172人受愛滋病病毒感染。同年12月，中國衛生部和聯合國愛滋病專題組發布的報告顯示，中國有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約84萬人，其中愛滋病病人約8萬例，分布在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遍布社會各階層。2005年中國衛生部通報了愛滋病疫情數字，全國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有12萬6千808例，其中愛滋病病人2萬8千789例，累計死亡7千375例。

不知是否是為了防止愛滋病，還是中國深圳警方為了展現掃黃決心，以求立功，竟于2006年11月搞了兩場大規模的公開性犯罪處理大會，幾近游街示眾，令人嘩然。他們公開處理了近期抓獲的100名涉嫌操縱、容留、強迫婦女賣淫，以及路邊招嫖、派發色情卡片等違法犯罪人員，其中男性60人、女性40人。這樣的處理方式引起許多議論，有者認為真是大快人心，可以起到殺一儆百的阻嚇作用，有利淨化社會；但也有人認為這跟文革沒兩樣，以侮辱人的尊嚴來達到目的而不計手段，是警察又一起典型的濫用公權力行為。不少學者認為，這樣的野蠻執法為文明社會所不允。

也是性問題專家的李銀河就認為，中國法律的最大問題是聚眾淫亂罪：在私人場合下，兩個人以上的性活動，法律視為犯罪。她認為這是非常過時的，應該取消。成年人有處置自己身體的權利，中國若能像荷蘭那樣給賣淫女發執照，並定期給她們檢查身體，她認為這樣將更合理，不僅真正保護了婦女的權利，還解決了因賣淫而帶來的社會問題。

她把中國當代性法律分為兩大類︰強奸、奸淫少女和侮辱婦女這三項罪名是有受害者的性犯罪；聚眾淫亂、賣淫和淫穢品三項，是無受害者的性犯罪。

最近一條假新聞引起的討論，可謂眾說紛紜，事關一種“另類妓院”崛起的合法性。一則題為〈用充氣娃娃賣淫合法嗎？──“妓院”竟合法，警察奈何不得？！〉的帖子出現在網上，提及中國葫蘆島繁華地段中央大街驚現新型“妓院”，店老板收取一定費用，提供各種充氣娃娃，有的娃娃仿造當紅女明星的體貌特征，並提供房間，顧客可以將娃娃帶到房間內。該娃娃不但造型逼真，且能根據顧客動作發出相應聲音。老板表示，這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人們的追星欲望。這到底是否違法，當地警方對此束手無策。

李銀河表態，這應該算是正常的娛樂活動，而充氣娃娃也算是性活動的輔助商品，她覺得跟出租一個游泳圈差不多。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鄔明安則認為，根據中國的法律規定，賣淫嫖娼必須是在兩個人之間發生，人和塑料人之間的這種行為無法認定為賣淫嫖娼。但對于這種型態的經營手法，法律模糊恐怕不易解決。

去年11月中國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更以重刑來判決色情網站經營者。“情色六月天”網站老板陳輝以“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財產10萬元。隨即李銀河撰文認為，法院對陳輝的判罰“有違法律的公平”，並稱“中國還沒有走出性的中世紀”。她猛烈抨擊所謂的“淫穢品法”，呼吁有關部門“認真反省淫穢品法”，並且應該取消該項法律。

法不責眾有違法律公平


同時她認為“淫穢品法與憲法中的言論及出版自由相沖突”，因為淫穢品是言論不是行動，所以要麼“取消言論自由權，要麼取消淫穢品法”。此外，淫穢品法在中國已形成法不責眾的局面，“有100人在做同樣的事，只有1個人被判刑”，有違法律公平。

對于所謂換妻，李銀河重申從來沒有說過“換妻”，她強調的是“換偶”。二者區別很大，換妻是以男性為主體，女性為客體；換偶是既換夫又換妻，夫妻互為交換活動的主體和客體。她並沒有提倡大家都去換偶，只不過說，想搞換偶活動的人不應當被槍斃，按照中國憲法，他們原是有權利做這種事情的。中國刑法中的“聚眾淫亂罪”將所有3人以上的性活動規定為非法，而此法律已不再適用，這個法律條文與憲法保護的公民人身權利（其中包括性權利）有明顯的矛盾之處。因此，她倡導盡早改變，同時建議在法律改變前，換偶者可以用兩對分別在不同地點的方式規避，只要一個地方只有兩個人（無論他們是法定夫妻還是兩個個人），法律是不能治罪的。

換偶與婚外戀、包二奶的性質不同，她覺得換偶是男女平等的，也不違反婚姻道德；而婚外戀、包二奶一般是男性欺負女性，違反忠實承諾的。因此，“前者沒有道德問題，後者卻有道德問題。”換偶活動是少數成年人自願選擇的一種娛樂活動或生活方式，它沒有違反性學三原則（自願、私秘、成人之間），是公民的合法權利，而且換偶活動對社會無傷害。少數人違反大多數人的價值觀，並非就是傷害社會，它違反的是一元論的價值觀，卻不違反多元論的價值觀，因此不應當以傷害社會的名義去治少數人的罪。

在性觀念與價值多元化取向的今天，李銀河的大膽言論被認為是在顛覆社會傳統與保守的當權勢力。問題是，性應該掃在地毯下還是攤在陽光下，直到今天還是眾說紛紜。可以肯定的是，要打開性的神秘面紗，決不是一件輕易的工程，就如性是神聖的還是骯髒的，至今還有人搞不清，是一樣的道理。

永在懷念中：偉大的“神話破除者”賽胡先阿拉達斯教授

大馬資深學術─行動主義者賽胡先阿拉達斯教授的驟逝，令許多人大為震驚。對後殖民時期出生的年輕大馬學者和知識分子而言，賽胡先阿拉達斯教授可說是一名良師益友、公共知識分子的典範，當學術人員在需要以本身的學識來因應時代的迫切需求時，他是學術界的榜樣。他身為行動主義型社會學家的聲譽，並不局限於大馬，而是遍及全世界，包括北美洲、歐洲、阿拉伯、非洲和亞洲的許多地區。

和我同代的人一樣，我是在1980年代倫敦留學和執教時接觸到他的著作。在準備我第一堂亞洲去殖民化過程的歷史課講義時，賽胡先的著作是我的啟發和不可或缺的參考。以下他的著作是我仍推崇的：《貪瀆的社會學》（1968）、《發展中社會的學者》（1977），當然少不了他的經典著作：《懶散之邦的神話：有關16至20世紀馬來人、菲律賓人和爪哇人的形象研究，以及其在殖民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裡的功能》（1977）。

除此之外，賽胡先阿拉達斯教授的開路之作《懶散之邦的神話》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是其分析了“他者之邦”這以殖民地觀點為出發的刻板模式的建構形式，那是設計去吸引被建構的他者，而同時使被殖民者喪失能力和權力。從來沒有一位大馬學者嘗試做這樣的研究，因為需要多元的分析工具，包括社會學和歷史。來論述分析結果和種族資本的批評；也從來沒有出現類似的反效果。賽胡先阿拉達斯教授的著作不僅是在大馬情境下顯得獨特，且確是其時代的前瞻。

在《懶散之邦的神話》書中，他點出了多個研究政治歷史的學者不應忘記的重點：

首先，身分政治及種族類別，與族群刻板模式的建構從來都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根本上與（種族化）權力操作過程有關。

第二，殖民地體系需要一個由方便的“虛構工具”（借用薩依德的用詞）構成的道德托詞來協助，以便為這麼一個體系提供開釋。

第三，那樣的身分以及差異的永續化和再造，與種族化殖民資本主義的操作是同行的，同時兩者互相維繫，為此幫助塑造高度分化和不平等的“多元經濟”，這在許多殖民地是何其的普遍。

第四，在殖民資本主義深植入許多殖民地的差異化和分化主義的種族政治之後，是很難被連根拔起的，即使殖民者已經離開了，當地的菁英仍會照本宣科，以同樣一套的分而治之工具來維繫和鑑定他們的權力。

在同一部作品中，賽胡先阿拉達斯教授繼續闡明的最後一點，顯然在他尖銳地揭穿了一些大馬人的著作，如馬哈迪的《馬來人困境》（1970）中出現的種族化刻板模式後，而有所啟發。賽胡先揭露，這些由新一代領袖所寫的作品，展現了在大馬社會裡以種族來分而治之的殖民地時期思維，在後殖民時期仍可悲地盛行。他更為之悲嘆的是，即使在1970年代，國內的馬來種族─國家主義者領袖仍以殖民地的陳腔濫調和刻板印象──即馬來人是需要保護的“落後”和“懶散”族群── 來作為爭取特權和權力的基礎。

賽胡先的同事和學生，會銘記他是大馬其中一個批判學說的先鋒，即使“批判學說”這個詞在他的年代仍未風行。他大部分的著作和學術研究精力，集中的焦點都是傾向於批判性質詢，和解構許多不求變的舒適假設，即殖民期和後殖民期知識和權力規律的基礎所在；證明學術著作不只是具備社會和政治關聯，而是類似的批判思維也是有政治需要的。一如國民大學的諾萊妮教授所言：

“他的逝世，為馬來和馬來西亞學術文化及學術傳統劃下時代的句點。賽胡先阿拉達斯教授是一個享譽全球的社會科學家，他主要研究馬來社會、文化和政治。他曾是一個馬來政治文化的激烈批判者──用上“bebalism”（即指不求變，即使給予了正確指標，仍死不悔改的心態）此概念來形容馬來學者和政治人物無能力去處理和面對快速的社會轉型、現代化、文化轉向和“西方化”的趨勢與挑戰。同時他也激烈地捍衛馬來社會和文化免受‘殖民地有關懶散之邦的觀念和觀點’所損害。”

亞洲另一盞明燈熄滅了。

守點捨面：美國撤兵之道

英國廣播公司 (BBC)日前公布的民調顯示，全球對美國外交政策的觀感大幅惡化。兩年來，不認同美國對伊拉克政策的受訪者達到近四分之三，超過三分之二認為美軍駐紮中東弊多於利，49%認為美國在國際間大多扮演負面角色。布什總統當然要為此負完全責任。

布什也為此負出重大代價。國會易主、共和黨拱手讓權，連黨內同志都不再挺他，遑論其民意支持度迭創新低。但是，布什並未為此轉轍，他沒有接受伊拉克小組的建議，並反其道而行增兵伊拉克，面對每日伊境更多美軍死傷的新聞凌遲，和國會唱反調通過的決議，他強悍地反彈：“要他們（國會）提出行得通的計畫”。總統不能傾聽將領意見、決策建議和國會的民情反映，一意孤行，莫此為甚。

執行最佳決策，既是總統身為三軍統帥的權力，也是責任，布什竟要國會提出可行辦法，未免流於情緒。不過，新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隨即突訪巴格達，會晤馬利基總理，實地考察伊拉克情勢，不啻立即作了回應，顯示國會準備接手主導伊拉克大局。

因此，府會都亟於找出什麼是最佳的撤兵之道？棄守，當然是災難；繼續增兵，陷入敵人泥沼、重演越戰經驗，依然是災難。布什無策，國會可有妙方？且借箸代籌，答案在守點捨面，形成多數優勢，既保戰果又可撤軍。

也就是，美國要放棄照顧伊拉克全局的決策，因為盟軍相繼抽腿，即使派百萬美軍也掌握不了一個廣袤、有敵意的國度，反而徒增死傷；這個工作，交給伊拉克政府做，支援其軍警訓練，而不參與境內戰鬥任務。但是，美軍要嚴防守好大巴格達地區及其關聯道路，尤其要確保巴格達機場的空運暢通，以便兵員快速馳援；另外，重要產油地點，也戌重兵防守，以穩定油產，藉其收入支撐親美的伊拉克政權。

這樣形勢顛倒後，美軍在點的集中部署，乃形成多數優勢，使多餘的兵力可抽調回國，以符民意，也可緩和政治緊張。另一方面，布什也完成他的志業：尖刀插入中東、駐軍伊拉克、建立親美政權、掌握油產區，使他獲得歷史評價，並改善國際觀感。

美國想要全面統治伊拉克、施行體制改造、推行民主，如二戰後的日本一樣，絕對不切實際。華府必須實事求是，既穩住出兵戰果，保留駐軍，繼續發生影響力，也要見好快收；切忌用薄弱的兵力固線護面，落居相對少數劣勢，陷入敵人的泥沼和消耗戰，那就永無善了機會。當前，只要穩住馬利基總理，保持巴格達政權親美，既有美軍重兵相脅，又有金錢權力相誘，掌握傀儡並非難事，美國經驗甚豐。捨此不為，寧有他途？

政治協議和內線交易

在健全的自由市場中，法律嚴禁掛牌企業股權易手時，有任何內線交易，目的不外是要控制濫用第一手資料買賣股價飽私，保障勢力較弱的小股東及廣大公眾投資者的利益。

大部分的自由市場都立法嚴懲介入內線交易者，並且施以牢刑，可見其嚴重性，是許多民主管理的社會所不能允許的。公眾道德標準是極度痛恨內線交易，尤其是有政治勢力介入從中牟利，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近期被定罪入獄的總統女婿趙建銘。

人人都有貪念和權力狂的傾向，因此體制必須建在透明化的信念上。只有通過嚴厲監督個別領域的操作，才能有效地控制濫用職權的弊病，建立民主社會。既然自由市場操作如此顧忌缺乏透明度的內線交易，那麼社會又如何看待政治工作者的另一類“內線交易”呢？

許多國內的政治人物大談“政治協議”，不加以追究所謂“政治協議”的社會道德涵義。它是否可以被接受為合情合理的道德標準呢？我們是否必須對政治工作者持與公司董事同樣（或更高）的透明度和道德要求呢？

這裡所說的“政治協議”不是指對立社群、族群或國家之間，對各自群體利益達致的公開群體政治協議，而是政治領袖之間在分配各自權利、既得利益時，達致個人之間的“政治協議”。有關分配領袖個人職權的“政治協議”，只是分配領袖間的權利，和群體利益拉不上關系，那麼基層黨員、成員的利益，又在個人領袖之間的協議中佔有何等地位呢？政治領袖在談判分配各自的職權時，往往以黑箱作業方式達致協議，基層無法直接參與，類似大股東在做“內線交易”，罔顧小股東的權益，剝奪了基層黨員干部民主決策的基本條件。基層必須有透明的第一手資料，才能判斷高層政治領袖在自我分配權利時，是否出賣了基層決策的民主權利。

令人尋味的政壇怪事中，不透明的權利、經濟利益分配的內線式交易，也是造成執政成員黨黨爭的主因；換句話說，那是朋黨主義（cronyism）在作祟。黨高層領袖常為分配官職和經濟利益，無法達致協議，或一方“背叛”協議，而造成另一方必須勞師動眾，號召基層斗爭，把不必要的精力和資源消耗在無謂的黨爭，這和爭取群眾權益的政治道德背道而馳。

在野黨既然沒有經濟利益分配給高層領袖和基層黨員，也就是說沒有朋黨主義的生存空間，那又是什麼形式的利益沖突，造成黨爭連綿不斷呢？依據目前國內的政治局限，在野黨領袖也只能以大選的候選人委任狀為餌，當作牽制黨員干部效忠的籌碼。如此的利益分配是少得可憐，但為其爭得面紅耳赤，背叛民主原則和戰友，寧可向領袖折腰者，豈不是可憐蟲嗎？

政黨內線交易實際上摧殘組織，造成高層領袖被庸才所圍繞，或可稱為政治“小丑主義”（clownism）。小丑主義造成領袖、基層間矛盾激化，政黨行政裹足不前，猶如一個老招牌公司，無法走向藍海。

政治領袖以內線交易方式分配權利，以攻擊假想政敵為條件，交換上位的甜頭，實際上嚴重打擊了民主決策必須透明化，基層直接參與權被剝奪了。雖然國內沒有法令嚴懲政治內線交易者，但任何政黨的操作都必須更透明化，堅守民主決策的原則，不要把精力和資源消耗在無謂的黨爭，積極爭取群眾權益，那才是馬來西亞人民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