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難度的對話之必要性

過去兩星期，柏林的Zentrum Moderner Orient（ZMO）主辦了罕有的活動：為期兩周的講課和遊學活動，許多來自大馬和印尼的回教徒運動分子都獲邀來到德國，與德國的政治人物、政黨、非政府組織、公民組織、學生、媒體和民眾交流。

這項計劃被視為一項試驗：嘗試把西方參政者和仲介與回教世界的運動分子聚集一堂，進行真誠和坦率的討論，分享彼此的政治目的，還有差異。計劃的試驗成果是沒有人可預料的，而許多對回教政治──或在學術界所認為的回教主義──的錯誤認知仍然存在。同樣的，在某些所謂的回教運動分子中，基於他們存有一種單一霸權“西方世界”的假定，也對西方存有錯誤認知。

活動的背後基本理由，是回教─西方對話的失敗，很大程度無法解決那些繼續分裂兩個群體的根本原因，除非能夠開明且誠懇地面對這些差異，否則，猜疑和錯誤認知仍難以消弭。

至今，許多西方與回教之間的對話已從類似“西方的”和“回教的”的抽象措辭、沒有意義的缺陷假定中抽離。這些對話大部分是以菁英間的會議和研討會形式，通常在五星級酒店舉行，一般會長達幾天之久。這樣接觸的最終結果是可以預測的：西方與回教徒菁英傾向於一起聚焦於他們之間的共同點（這不會有太大困難，因為許多回教徒菁英也是受過西方教育、具世界主義並與全球化接軌）。經過一番的辯論及互相抬槓，他們互相敬賀，然後乘飛機回國（自然是頭等艙位）。

然而，ZMO的活動卻很不同：首先，受邀的回教主義者是以他們的信仰系統為政治和社會活動根基，而不是世俗的回教徒運動分子、從政者和學者。他們也是來自以回教國和回教社會為政治目標的回教主義政黨──與他們草根社群有著強化聯繫，並且能為他們所代表的社群說話的政黨和非政府組織。諷刺的是，儘管西方所有研究和調查都是有關回教政治現象，卻很少學者積極去邀請他們研究的回教主義者到西方發表本身看法。想必沒有人可以在不允許研究對象發表本身看法下，研究有關的社會現象吧？

這把我們帶到活動的第二個層面：活動是講座性質的，回教運動主義者有機會和他們的對話伙伴和民眾交流，不必擔憂任何的禁忌和限制。成績是令人驚訝的：幾乎所有的討論不是聚焦於宗教，而是結構性課題如福制國制度、自然資源的管理、西方的社會概念、德國的外交政策等。如果末日預言者預料來者是一票激進的回教神學家，在街道上灑血和毒液，那他們肯定失望了。

同樣重要的是，活動取消了一切演講和討論題目的限制，隨之進行的辯論也很熱烈。在回教運動主義者有機會講解他們政治願景的同時，很多人也在質問這個願景。為什麼回教運動主義者要以宗教之名抗爭？宗教政治是另一種的宗派主義形式，應如何避免排外和分裂？回教運動主義者可以與他人對話，但他們如何處理回教社群內部的差異和分裂？回教運動主義者會如何處理世俗回教徒擁護現代多元社會的現實？這些都是在會議桌上被提出，且須被解決的議題。

總的來說，以學術精神進行實驗，這活動被證實極為成功。它並沒有意圖迫使別人接受各自的觀點，唯最終差異（當中有很多）得以清楚的闡述，並公開討論。不過前提是，明顯看到彼此要互相了解和學習的意願：所有的公開講座都獲得很好反應，有的甚至是水洩不通。對回教運動主義者而言，他們從媒體報導和電影中知道的德國是極其的複雜，它也在面對全球化現實時努力尋找答案。

所以，西方─回教對話要繼續舉行，這會否成為往後的樣板？在不否定回教菁英也有權發言的情況下，重要的是明白回教運動主義者也代表著他們社會中重要且日益成長的民意。他們代表的是自然發展，生機勃勃，回應著他們本身社會中的結構問題和弱點。這樣的對話能把我們帶到更接近、更好的差異諒解上嗎？

然而明顯的是，過去的西方─回教合作方法，現在卻成了一種累贅。回教─西方的合作可以回溯到冷戰時期，當時西方和回教世界合作面對共同敵人：共產主義。但今天這樣的對抗式辯證被證實是工具性的，而且長期而言是反效果的。一如大馬回教黨研究中心主任朱基傑教菲里博士（他有參與活動）所言：“肯定的，現在我們必須明白到回教徒和西方不能夠單單以對抗第三個敵人而合作。我們必須超越對抗式辯證，以尋找一個以人文概念為整體，不會分裂我們的共同願景。”（譯：張立德）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另一面．法立諾．10／12／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