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求國家前進的動力

對於國內官僚長官和政治人物而言，“沒有新聞就是好新聞”。的確，十餘年來，我們接收到的馬來西亞新聞都是好消息：1980年代經濟翻了幾翻、1990年代發展記錄令人注目，一系列大型計劃展開，著名的雙峰塔建築因此豎立了起來，被譽為全世界最高的雙子塔（至今仍是）。

不過，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對馬來西亞並不太友善。自2001年美國遭受恐怖襲擊後，大馬就被拖累到全球恐怖主義的網絡中，這全拜它與各類地下組織有聯繫所賜。在華盛頓全球行動的開始階段，大馬甚至被指是激進組織的財務中心，而且是各類恐怖事件的源頭，包括向全世界發送含炭疽菌信件。最近大馬又遭受連串打擊，恐怖主義只是今天讓首相阿都拉頭痛的眾多問題之一。

自接任首相以來，阿都拉領導的政府就不斷革新。表面上這是一個傾向於改革的政權，希望能處理好大馬的各種積弊，例如貪污和管理欠缺透明度。但超過20年的強勢中央集權管治，造成國家公民社會體制薄弱。馬哈迪當政時司法被去勢，被政治權力約束著。當這一切在進行的同時，大馬致力促使起步階段的國內工業動起來，尤其是國產車製造商普騰。

今天大馬必須面對迅速崛起的亞洲經濟體日愈激烈的競爭，例如中國和印度。大馬工業業者已經開始擔心中國出產的便宜車湧入，而在整個東南亞區域，外資外逃的憂慮越來越接近事實，即使是大馬和新加坡公司，都選擇遷移到生產成本較低的中國南部地區。

面對各種的可能性，大馬脆弱的民主體制在險阻中掙扎。分析家警告，除非儘快採取改善措施，否則大馬可說是危機迫在眉睫。首先，國內公民社會體制相對薄弱，意味每當危機呈現，右派族群國家主義團體就會趨於玩弄種族和宗教牌，呼吁政府不惜一切保護占大多數的馬來─穆斯林群體，即使這意味犧牲非馬來人和非穆斯林利益的高代價種族偏差政策仍會延續。去年，巫青團對種族焦慮表達了憤怒，黨領袖甚至在公開場合揮舞武器。

對大馬國際透明組織主席拉蒙而言，訊息是令人擔憂的：“我們開始看到越來越多國家發展可能敗退的徵兆。”他上星期在一場有關2007年大馬展望的研討會上如此表示。“如果我們再不處理這些問題，它就會像生壞疽般，其聚合力量和力度將製造重大問題。”對拉蒙而言，威權政治明顯的崛起，是國內情勢不妙的徵兆： “這將會影響信心、投資和成長，更糟糕的是，這會影響我們分配財富的能力……（再說）移民人數增加，人們開始離開。我了解年輕人不願意回來。”

在這種情況下，在海外的大馬人不願意回國是可以理解的，特別是年輕非馬來人認為，他們在海外有機會賺取更高薪酬和過更好的生活。即使在政府20年來的支持下，獲得資助的馬來企業表現甚至不比1970年代來得好這項事實，許多年輕非馬來人都表示關心。這就是為什麼國內一些反對黨會支持馬來西亞和美日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這意味外來資金能開始不斷施壓，促使國內的內部架構改革。

但那些熟悉大馬政治的人會了解，這些改變只會以巨額成本來交換，而且很可能令那些占大多數、但仍自認本身是貧窮二等公民的馬來─穆斯林群體產生激烈反應。

然而，基於亞洲經濟成長持續增速，大馬政治菁英沒有太多時間去擬定平穩的改革措施。在外國資本已經從東南亞轉移到中國和印度的趨勢下，那些仍落後的馬來西亞人，只有很少機會迎頭趕上。大馬的國家福利制度可說是陳舊的，重於將家庭當作失業者和失去工作能力者最後的支援單位。但這樣的傳統機制還能夠在快速變革，以及“社會”這個概念已經被市場逐漸侵蝕的世界裡繼續生存嗎？

不得不接受的事實是：馬來西亞很快得適應在高度競爭的世界裡生存這現實，因為經濟和權力差距已成為現實生活。而大馬人很快的必須適應市場上會再次出現很多失業人士，在80和90年代的一段時間，這已經不是普遍的憂慮，但它將再次成為國內普遍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