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教徒真的需要中央指揮總部？

有關回教權威的問題，和宗教本身同樣的古老，歷史學家會告訴你，自遠古以來，無數回教徒學者──從Ibn Taimiyya到al -Ghazali，再到Ibn Khaldun──都在努力解決有關回教徒之間權力和散漫的管理權問題，以便解決“誰可以代表回教發言？”這些根本問題。近年來，這議題可說是愈趨重要， 2001年9月11日之後，筆者就出席了無數的會議，且會議都圍繞在同樣──無可否認累人和過時──的問題。

現在這項議題在大馬再次被挑起，大馬回教研究中心主任賽道菲奧阿達博士建議大馬政府籌組大馬大宗教司辦事處，表面上要為國內沸騰的劇烈辯論和論證來個了結。他以埃及、約旦和澳洲為例，這些國家政府委任學者擔任類似職位，他補充“有了大宗教司（大馬的），宗教課題就不會再在媒體公開辯論，因為可以由宗教司以閉門方式討論。”

賽道菲奧阿達博士的重點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當的：單是去年，全國就發生了多宗回教徒激烈的示威事件，都是有關高度敏感的宗教自由問題和大馬人選擇本身信仰的權利。賽道菲奧阿達博士正確地指出，大馬一些“名牌”宗教司已極致地利用一系列謠言去鼓動和煽起民怨，包括謠傳有約20萬名回教徒秘密皈依基督教。

但真正要處理的問題是：類似的中央集權管理，真的可以遏止謠言和毀謗？還是它只會加劇政府的干預，導致國內回教和回教主義論述的進一步相互吸收？一旦宗教的散漫管理權被權勢和制度化加固，最終淪為政府權威的另一個附屬，難道這不是另一個真正問題？

在此必須強調的是，這項議題並非僅限於回教或回教徒。自19世紀以來，印度傳統保守改革派興都教徒同樣嘗試去控制興都教論述的闡釋和傳布，首先是“淨化” 其非興都教元素，接著是確保不會敗壞成與新吠檀多主義哲學傳統分裂的通俗興都主義。此淨化和控制的佔有權，卻激發了改革組織的崛起，例如現代興都教改革派組織及後期的興都教國族主義政黨，然後我們都知道結果為何。

同樣的，在17及18世紀間，歐洲是宗教多元主義的溫床，導致有時候產生嚴重和血腥的後果。不同思想學說的崛起和教堂內部日愈分裂，引起了哲學家如托馬斯．霍布斯的恐懼，其政治專著《利維坦》關注於結束教會不同派系的爭端，多於確保國家政權的集中化。霍布斯在《利維坦》的主要擔憂，是如何防止宗教爭端引發內戰，而他的處方是簡單的：國王及政府將通過控制宗教論述，和在有需要的情況下禁止使用公共語言來結束宗教論證。這是神性牽制政治的極致，而霍布斯在提供必要時對宗教異議者採取行動的建議時，從未遲疑。

然而必須強調的是，亞伯拉罕宗教都是從異議中崛起的。回教的起源是反對貝多因人的貪瀆和封建習俗，而正是回教平等主義精神的特質，起義反對今天激起全世界回教徒思想、信仰和實踐差異的封建權勢。回教徒政府怎能夠在沒有突出其道德和哲學勇氣的情況下，遏制、監督和壟斷回教論述？

對今天許多回教徒政府而言，現實檢查正在進行中。後殖民地時期以後的快速發展，伴隨著大量人口往城市移動和城市化，全球化的推波助瀾及接觸了全球媒體和各種思潮後，意味著言論和信仰的多元化比以前更巨大了。回教徒菁英必須理解，多元主義可以、也應該被轉換為財產，而不是被視為一種潛在危害。當然，說實在的，難免會有奧沙馬和阿布峇卡巴希爾之流在外頭搞對抗煽動民眾，但也有無數的回教徒知識分子和學者的主張是具啟發性、改革式和現代化的。防止淪為更集權式和暴力形式的作法，不是禁止自由論談，而是打造一個公民社會的架構，讓各種思想主張可以成熟和公開的討論。

這當然需要時間，或許回教徒世界沒有太多的時間。但沒有人說過打造成熟負責任的公民社會是可以快速進行的即時進程。它需要的是憲制和體制的擔保，以確保這樣的公民社會不會被一小撮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菁英主導。這就是為什麼處理類似奧沙馬的誇張論述，不是通過更保全的法律，而是自由的媒體、開放的大學體系，讓各種論述文獻百花齊放，以及確保所有公民都是置於同樣法則管治的法治制度。不是的，回教徒不需要一個“回教徒中央指揮總部”來傳遞政府通過議程批示的教規，但的確需要一個可以供思考和提出異議的空間。奧沙馬的氣焰遲早會被驅散，但不是通過政府的口號，而是普通回教徒會說“夠了”並爭取回他們本身的信仰，我祈禱我的樂觀主義可以獲得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