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行的解放:參與恐怖組織的穆斯林婦女

2005年以來，許多有關婦女在回教國家（例如印尼）的激進保守宗教組織所扮演的角色新研究報告陸續出爐。例如印尼的激進組織──回教祈禱團，據悉有召募女性成為成員，但主要是成員的妻子或母親。其中較為人知的回祈團女性成員包括諾拉維查李阿都拉、敏花頓奧菲蒂和美拉阿古斯汀，她們都是嫁到組織中，也是她們參與策動印尼群島多宗騷亂的父親、丈夫和兒子主要支持動力。

較令人關注的問題是，女性積極被召募、訓練和參與地下宗教組織如回祈團，是否意味在像印尼這類發展中國家，女性獲得了良好的發展機會及地位獲得提升了？這個問題是在女性經常是社會和政治層面的積極參與者和仲介，而有關婦女解放、教育和參政權力都有長足進步的社會背景下被提出的。諸如回祈團的組織是否女性參與公共政治生活的最新平台？還是意味女性在向權力架構和父權機制爭取平等權和解放的鬥爭中又退後了一步？

基本上，今天的東南亞回教組織──哪怕是中庸、現代主義、進步的、基本教派甚至武裝性質──沒有一個是有女性缺席的，或者說女性是被刻意禁止參加或排除在外的。印尼和大馬主流政治圈的任何一個主要回教政黨，包括印尼公正福利黨和大馬的回教黨，都以擁有上千黨員的婦女組為榮，她們皆積極參與黨內政治，大選期間亦會上街遊行拉票。

適用於東南亞主流回教組織和政黨的情況，也同樣適用於本區域的大量地下激進政教組織，包括印尼的回祈團在內。然而，任何了解女性今天在許多印尼及馬來群島政教組織的角色的嘗試，必須從幾個重要歷史背景來看：

首先必須注意的是：馬來和印尼女性向來都在社會中扮演重要角色，包括政經文教領域；

第二必須關注的是：即使回教傳入馬來群島後並在印尼─馬來世界落地生根，向來是回教去適應印尼─馬來社會的道德觀和習俗，而不是相反情況。換言之，是回教被在地化了，回教並沒有激烈地影響和改變了群島的社會文化境況；

第三，以歷史而言，事實是印尼─馬來女性的進步和印尼─馬來社會發展是一致的，以及女性參與印尼─馬來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實際上是相當輕易的。舉例來說，當印尼在1945年爭取獨立及馬來西亞在1957年取得獨立時，婦女解放被視為理所當然，女性將擁有權力投票、受教育、擁有資金／產業和參政等。

印尼穆斯林婦女參與公共政治的傳統在19及20世紀發展得不錯，在長達30年的亞齊戰爭中，我們也看到女性戰士如Cut Nyak Dhien、Chuk Nyak Muetia、Pocut Baren和Pocuk Meurah Intan，她們勇於對抗荷蘭帝國軍隊。印尼的特別之處也在於其自誇是Laksamana Keumalahayati的故鄉，她是亞齊皇家海軍司令，是世界上唯一曾在國家海軍部隊擔任那樣重要職位的女性。

因此，當印尼激進回教組織同樣向印尼穆斯林女性開放門戶，視女性為政教鬥爭的潛在成員、支持者和盟友，並不讓人驚訝。

從那些已經加入回祈團的女性中，如諾拉維查李阿都拉、敏花頓奧菲蒂和美拉阿古斯汀，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同時令社會科學家和女性主義者困擾的現象：這些女性 ──她們當中不少受過良好教育，並具備經濟能力與地位──為何會選擇嫁給那些通過武力來實行社會改革計劃，主要目的是塑造一個可能會把女性列為二等公民地位的社會秩序架構的男人？以敏花頓奧菲蒂和美拉阿古斯汀為例，她們的婚姻是否存有感情？還是她們的婚姻只是政治需要甚於她們本身的需要，近乎是工具性結盟？

然而，一旦結婚並加入類似回祈團的組織，這些女性顯然在加強組織聯繫成員及在不同群島或更遠的網絡方面扮演重要角色。通過婚姻關係，回祈團得以加強其網絡並延伸至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菲律賓，甚至去到巴基斯坦、埃及和阿拉伯世界。

女性可能會被回祈團引誘，甚至被領袖鼓勵向西方展開聖戰，但這不言而喻，因為組織內從來不會出現女性領袖。由此可見，考慮到她們在組織內的二等地位，很難將回祈團的女成員像阿美娜華都的象徵論中所詮釋的“穆斯林女性主義者”般列為穆斯林學者。回祈團內的女性成員或許被某些人視為整個印尼宗教性質武裝和城市恐怖主義新現象的“先鋒”；但在她們全力協助她們的男人毀掉印尼世俗國架構，並且令印尼女性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倒退時，她們實際上損害、貶低並邊緣化了印尼上一代女性主義開拓者的巨大貢獻。（譯：張立德）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另一面．法立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