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薩特與不舒適中的舒適
在 我們的社會化過程中，我們約略被告知：嬰兒餓了會哭，但理性的大人天生就具有自由意志及管道去逆來順受。然而，今天我們周遭卻有許多大人在哭訴各種事情： 他們不滿代表權、進入政府機構的通路、權力差異、法治的缺席、多數派的專政及少數派面臨困窘。類似許多哭訴是發生在個人及個人主義幾乎被尊為政治聖牛的多 元自由社會中，這多元自由社會如何處理差異及國家與個人的關係？而我們又如何去滿足存有差異的社會中個人的各種要求？
美國紐約大學的阿薩特教授（Talal Asad）就撰寫了許多關於不舒適和差異概念的著作。他最近到德國柏林參加宗教研討會，在漢堡大學的講座上再次提及他論文中我們或多或少都知道的、有關我 們經常思考的世俗主義與現代化。以埃及的經驗為例，他指出，現代埃及人的政治──受到多重因素如當地傳統和文化、19世紀的殖民主義及國家主義需求的影響 ──已經出現了多個出乎我們意料的轉變。
如果埃及有關個人權力與國家的辯論是複雜的，它反映出回教世界其他部分也有同樣的複雜現實。從埃及到印尼，在19世紀末見證了具備多元政治、文化和教育背 景的新一代本土穆斯林學者崛起。一旦置身於他們本身社會，以及連接上環球概念網絡，他們視現代國家為他們國家建構計劃的最終目標。他們當中不少被視為改革 者和現代改革者，而他們的對手則被標籤為“傳統派”和“保守派”。
但一如阿薩特教授在他著作所指出的，這些本土建制學者很難稱得上是與宗教和族群相對的世俗現代改革者，反之，他們是希望應用現代化工具實行他們宗教道德倫理的現代主義者，以便塑造一個同時是理性、普世、一致、有效率、成熟及能保存他們本身倫理識別力的新倫理政體。
今天，回教世界充斥了類似建構中的混合現代化例子。土耳其回教主義者嘗試利用政治過程為手段，把回教帶入權力範圍，而同時令土耳其更接近歐洲。印尼公正進 步黨的回教主義者──偶然地，也是阿薩特及傅科和韋伯的仰慕者──也同樣嘗試去打造一個以倫理為標準的“新政治”，即視貪污、代表權和捍衛少數者權利等議 題為穆斯林政治的中心議題。馬來西亞回教黨目前正緊促地使憲政主義與全民宗教自由達成和諧。例子不一而足，證明阿薩特的觀點，即世俗主義確能在各種不同、 有時是難以意料的方式和型態中顯露出來。
對於那些傾向於目的論者，以及錯誤地假定世俗主義和現代性是直線思考、且已設定好意識目標者而言，這或許是令他們驚訝的。一如阿薩特一再強調的那般，領導我們理解現代性和世俗主義的基本假定，必須不斷地檢討，以便將當下的現實情況納入考量。
在這個政治宗教型態──不管是回教、基督教、猶太教、興都教和佛教──崛起的時代，我們若把這些現象簡單地概括為“神的復仇”降臨於世俗主義者身上，是太 過愚蠢的。尤其是在回教世界，許多回教主義政治組織太輕易地認為，他們各別的政治計劃必須以只能被標籤為開明的價值觀和基準作表達：他們接受民族國家的現 實、理解社會是多元複雜的、歷史是歷久彌新的、身份是不固定和重疊的，而現代政治生態的焦點，是理性個人代理。
這一切將把我們帶往何處？當然有這樣的憂慮，即現代宗教政治可能會把我們帶往不知處。宗教也許是倫理價值的根源，但如學者依不拉欣穆沙所言，同一個宗教語 言也可以清楚地去適應發言者本身的念頭和利益。宗教文本可以用來辯證自由民主，同時也可以用來辯解種族主義、性別主義、仇外主義及宗教偏執。
面對這些人性弱點的鮮明提示，阿薩特沒有提供簡單的解決方案。他說：“我們必須去適應不舒適，歐洲人必須去學習，接受現代性和世俗主義也可以在其他地方以 不同型態發展。”這些的提法可能會令那些希望看到全世界都被單一世俗民主籠罩的新保守派感到憂慮，但在這個我們生活的幼教時代中，它卻是對大人們最好的勸 告。或許我們最終應該開始學習如何去適應不舒適。（譯：張立德）
美國紐約大學的阿薩特教授（Talal Asad）就撰寫了許多關於不舒適和差異概念的著作。他最近到德國柏林參加宗教研討會，在漢堡大學的講座上再次提及他論文中我們或多或少都知道的、有關我 們經常思考的世俗主義與現代化。以埃及的經驗為例，他指出，現代埃及人的政治──受到多重因素如當地傳統和文化、19世紀的殖民主義及國家主義需求的影響 ──已經出現了多個出乎我們意料的轉變。
如果埃及有關個人權力與國家的辯論是複雜的，它反映出回教世界其他部分也有同樣的複雜現實。從埃及到印尼，在19世紀末見證了具備多元政治、文化和教育背 景的新一代本土穆斯林學者崛起。一旦置身於他們本身社會，以及連接上環球概念網絡，他們視現代國家為他們國家建構計劃的最終目標。他們當中不少被視為改革 者和現代改革者，而他們的對手則被標籤為“傳統派”和“保守派”。
但一如阿薩特教授在他著作所指出的，這些本土建制學者很難稱得上是與宗教和族群相對的世俗現代改革者，反之，他們是希望應用現代化工具實行他們宗教道德倫理的現代主義者，以便塑造一個同時是理性、普世、一致、有效率、成熟及能保存他們本身倫理識別力的新倫理政體。
今天，回教世界充斥了類似建構中的混合現代化例子。土耳其回教主義者嘗試利用政治過程為手段，把回教帶入權力範圍，而同時令土耳其更接近歐洲。印尼公正進 步黨的回教主義者──偶然地，也是阿薩特及傅科和韋伯的仰慕者──也同樣嘗試去打造一個以倫理為標準的“新政治”，即視貪污、代表權和捍衛少數者權利等議 題為穆斯林政治的中心議題。馬來西亞回教黨目前正緊促地使憲政主義與全民宗教自由達成和諧。例子不一而足，證明阿薩特的觀點，即世俗主義確能在各種不同、 有時是難以意料的方式和型態中顯露出來。
對於那些傾向於目的論者，以及錯誤地假定世俗主義和現代性是直線思考、且已設定好意識目標者而言，這或許是令他們驚訝的。一如阿薩特一再強調的那般，領導我們理解現代性和世俗主義的基本假定，必須不斷地檢討，以便將當下的現實情況納入考量。
在這個政治宗教型態──不管是回教、基督教、猶太教、興都教和佛教──崛起的時代，我們若把這些現象簡單地概括為“神的復仇”降臨於世俗主義者身上，是太 過愚蠢的。尤其是在回教世界，許多回教主義政治組織太輕易地認為，他們各別的政治計劃必須以只能被標籤為開明的價值觀和基準作表達：他們接受民族國家的現 實、理解社會是多元複雜的、歷史是歷久彌新的、身份是不固定和重疊的，而現代政治生態的焦點，是理性個人代理。
這一切將把我們帶往何處？當然有這樣的憂慮，即現代宗教政治可能會把我們帶往不知處。宗教也許是倫理價值的根源，但如學者依不拉欣穆沙所言，同一個宗教語 言也可以清楚地去適應發言者本身的念頭和利益。宗教文本可以用來辯證自由民主，同時也可以用來辯解種族主義、性別主義、仇外主義及宗教偏執。
面對這些人性弱點的鮮明提示，阿薩特沒有提供簡單的解決方案。他說：“我們必須去適應不舒適，歐洲人必須去學習，接受現代性和世俗主義也可以在其他地方以 不同型態發展。”這些的提法可能會令那些希望看到全世界都被單一世俗民主籠罩的新保守派感到憂慮，但在這個我們生活的幼教時代中，它卻是對大人們最好的勸 告。或許我們最終應該開始學習如何去適應不舒適。（譯：張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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