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不斷的三角迷思？
記得幾年前，當在野黨把許多民間課題帶上街頭，付諸和平請願、示威時，很多人都認為在野黨嘩眾取寵，無所建樹，但我們的非政府組織，包括社團、工會、各利益團體有為各別的成員利益挺身而出嗎？
我們的工會有為工會全國性注冊、工人權益奮斗到底嗎？工會領袖是否成了執政黨和商業集團的應聲蟲？
我們的社團領袖有為各社群的成員謀取應得的權益嗎？還是個人利益和勛章超越了社群利益？
我們的各行業利益團體有挺身為群體的不滿和權益，公開付諸請願行動嗎？還是各行業領袖至終屈服于現實，害怕丟失自己的飯碗（執照）呢？
難道在野黨人只能逞英雄，不顧自己的飯碗，為往往與自己利益無關的社群伸冤？更恰當的說，非政府組織，包括社團、工會、各利益團體，沒有具體的為成員利益挺身而出，往往造成在野黨必須越俎代庖，擔任非政府組織的角色。
當問題解決後，許多社團和非政府組織都在大選時倒戈，公開支持執政黨，甚至協助執政黨打壓在野黨。這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大選後的執政集團因為壓倒性的支持，並進一步實行更高壓的政策。
政治改革不能依賴在野黨的獨自吶喊，必須得到民間團體的呼應；換一句話說，在野黨不能逞個人英雄主義，來完成民主改革的重任，而改革的基礎必須建立在群體 的力量。筆者一向來認為，若代表民間力量的非政府組織，沒有挺身為社會改革出力，在野黨不能越俎代庖，否則不是有逞個人英雄主義之嫌嗎？
那麼執政黨成員上街頭示威請願，又如何解析呢？執政集團的華基政黨領袖和部長，面對華社的問題時，總愛說他們會“向政府請願”。眾人可曾問一問部長們︰你不是政府的一分子嗎？如何請願？
更甚的是︰筆者參加幾項搶劫案女死者的喪禮時，執政黨成員怒髮沖冠，拉布條示威。若想叫凶手看到如此抗議布條就收手不干案，猶如武俠小說般的天方夜譚。若說“有人在朝好辦事”，要政府和警方采取有效率的辦案行動，和國陣代議士、部長們交代一聲，不就行了嗎？
有人不質問執政黨管理不當，反問治安不好，在野黨為何不上街頭示威，反怪在野黨沒做工，不搞好治安。
如此的問題，我只能做個比喻。這就如我的孩子常問我一個極簡單問題︰“爸爸，為什麼懷孕生孩子的是媽媽，不是爸爸？”
筆者第一次拿起生理書本，向7歲的孩子解析“為什麼爸爸不能懷孕生寶寶”時，他發現原來用來尿尿的下體，還有其他“不可思議”的用途，他害羞的躲起來。
執政黨扮演在野黨和非政府組織的角色，非政府組織又被控制而附屬執政集團，國家治安不靖怪罪在野黨，若各司其職，這將不會是理不斷的三角迷思。群眾應該問︰執政者有做工嗎？
我們的工會有為工會全國性注冊、工人權益奮斗到底嗎？工會領袖是否成了執政黨和商業集團的應聲蟲？
我們的社團領袖有為各社群的成員謀取應得的權益嗎？還是個人利益和勛章超越了社群利益？
我們的各行業利益團體有挺身為群體的不滿和權益，公開付諸請願行動嗎？還是各行業領袖至終屈服于現實，害怕丟失自己的飯碗（執照）呢？
難道在野黨人只能逞英雄，不顧自己的飯碗，為往往與自己利益無關的社群伸冤？更恰當的說，非政府組織，包括社團、工會、各利益團體，沒有具體的為成員利益挺身而出，往往造成在野黨必須越俎代庖，擔任非政府組織的角色。
當問題解決後，許多社團和非政府組織都在大選時倒戈，公開支持執政黨，甚至協助執政黨打壓在野黨。這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大選後的執政集團因為壓倒性的支持，並進一步實行更高壓的政策。
政治改革不能依賴在野黨的獨自吶喊，必須得到民間團體的呼應；換一句話說，在野黨不能逞個人英雄主義，來完成民主改革的重任，而改革的基礎必須建立在群體 的力量。筆者一向來認為，若代表民間力量的非政府組織，沒有挺身為社會改革出力，在野黨不能越俎代庖，否則不是有逞個人英雄主義之嫌嗎？
那麼執政黨成員上街頭示威請願，又如何解析呢？執政集團的華基政黨領袖和部長，面對華社的問題時，總愛說他們會“向政府請願”。眾人可曾問一問部長們︰你不是政府的一分子嗎？如何請願？
更甚的是︰筆者參加幾項搶劫案女死者的喪禮時，執政黨成員怒髮沖冠，拉布條示威。若想叫凶手看到如此抗議布條就收手不干案，猶如武俠小說般的天方夜譚。若說“有人在朝好辦事”，要政府和警方采取有效率的辦案行動，和國陣代議士、部長們交代一聲，不就行了嗎？
有人不質問執政黨管理不當，反問治安不好，在野黨為何不上街頭示威，反怪在野黨沒做工，不搞好治安。
如此的問題，我只能做個比喻。這就如我的孩子常問我一個極簡單問題︰“爸爸，為什麼懷孕生孩子的是媽媽，不是爸爸？”
筆者第一次拿起生理書本，向7歲的孩子解析“為什麼爸爸不能懷孕生寶寶”時，他發現原來用來尿尿的下體，還有其他“不可思議”的用途，他害羞的躲起來。
執政黨扮演在野黨和非政府組織的角色，非政府組織又被控制而附屬執政集團，國家治安不靖怪罪在野黨，若各司其職，這將不會是理不斷的三角迷思。群眾應該問︰執政者有做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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